第十天 幸福
故事之九
女导演爱玛讲的是伤心的离别和快乐的发现。
这一发现挽救了爱玛的朋友们，他们因罗蒙诺夫在列宁格勒的试验而备受其苦。
有个时期我不断同人告别。朋友们一个个都走了，去了四面八方。我的好朋友现在有一半在国外。人们出去的目的是为了自由地著书、作画、演奏音乐、拍电影、演戏。有时我感到整个俄国都在出走。每次告别眼泪都要流成河，而之后留下的记忆却是一片荒漠。
对我来说，最难受的告别是送考斯特亚走。我已给你们讲过他。他家是列宁格勒最吸引人的地方。每天都有许多各界名流去那儿聚会。不过，去那儿的人大都是搞艺术的，要不就是不同凡响的、令人感兴趣的人。考斯特亚在我们学院读戏剧史专业时，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噢，他是这样的人，你可以随便招呼他，什么都可以跟他聊，而过后总能发现，你有了许多新的艺术观和新的打算。就艺术观点而论，他总给人以极大的鼓舞。
可后来考斯特亚也走了。我们把他送走后，我去他家帮他妈妈收拾东西。考斯特亚走后，政府要收回一间房子，只给他妈妈留下一间，所以要把他那间屋子收拾出来。我伤心地整理着他留下的一些书籍，把他没能带走的画从墙上摘下来。报纸曾把这些画说成是“可怜的、西方模仿者的低劣之作。”而现在要想把这些“低劣之作”带出国，政府却要征收重金。我一边忙着收拾东西，一边听着对面窗户里传出的音乐。一帮孩子在一遍遍地重复播放着阿巴录音。我随音乐摆动着，试图冲淡自己的伤感。
一天，考斯特亚的母亲耶芙多尼娅。波罗芙娜要我收拾一下阁楼，那几多年来攒了一大堆东西。我弯腰爬进了阁楼，因为空间很狭窄。我翻腾着这些东西，一件件地叫着它们的名字，并拿着让在下面的耶芙多尼娅看看。她坐在下面的椅子上，就象坐在王座上的女皇，对我发号施令：“这个扔掉，这个你可以留作纪念，这个可以留着。”
在阁楼的角落里我发现一个袋子。解开一看，里面是个旧枕头套，但象耶芙多尼娅的其它东西一样地干净。伸进手去一摸——好象是粮食，或许是小麦。“这儿有个袋子，里面的枕头套大概装的是小麦。”
耶芙多尼娅猛地从椅上站起来说：“什么？装小麦的枕头套？不可能。它还在那儿？天哪。知道这麦子是怎么回事吗？
爱玛。“我马上爬到阁楼门口探出头来，耶芙多尼娅总有迷人的故事告诉我：”战争后期，长期的封锁结束了，但粮食还是奇缺。我设法弄到了一袋小麦，用咖啡磨磨碎，做成了麦片和松饼。这口袋小麦可救了我和考斯特亚的命，后来情况好转，这袋麦子我们没吃完。
有人建议我拿到市场上换点别的东西。但我没那样做。‘上天保佑，但愿我们再也用不着它，’我说，‘但我要留着它，以防万一。’所以它放到了现在，从１９４４年至今。“
我坐在那儿听她讲故事，手不停地抓着小麦。“那么我们怎么处理它？这回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照旧，上帝保佑，最好我们永远用不着它，但还是要留着它。”
“好吧。”
我把袋子放回原处。正要捆上袋口时又发现枕头套下还有一个小麻布袋。打开一看——乐得我差点从阁楼上掉下来。
我没说什么。耶芙多尼娅不故心地问：“爱玛，你翻到什么了？”
“亲爱的耶芙多尼娅。您那句话是怎么说的？‘上帝保佑我再也不需要它，但我要保留它以防万一，’这回又该用到这句话了，干葱。”说完我把这袋干葱恰好扔到她脚下。
这回耶芙多尼娅也乐了，激动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好象眼前是鲜葱，而不是干葱。
那是在１９７４年，我们的市长罗蒙诺夫刚刚宣布他近期的“列宁格勒试验”。他宣称，列宁格勒的蔬菜完全可以自给，并颁布了严厉的规定，禁止从外地或别的共和国进菜，带到自由市场也不行。试验一年，结果他晋升到政治局，而本市却闹菜荒，没有土豆，没有卷心菜，没有胡萝卜，最糟的是没有葱。自由市场上一出现便立即被抢购一空，而且价格高得吓人——八至十卢布一公斤。自然，我和耶芙多尼娅长时间没闻过葱味儿了。没想到突然间发现这么多葱。
我把这些干葱分成好几份，然后坐下来开始给好友们打电话，“嘿。”我说，“你多长时间没葱了？一个月？两个月？
你对１９４４年产的葱感兴趣吗？来拿吧。“
这些人陆续来了，听说了事情的原委他们也大笑了一番。
我们的厨房飘起了久违的葱香，引得邻人们羡慕不已。
可以想象到，爱玛的故事引得大家发泄了一通怨气。然后大家转向爱丽什卡：“哎，该你了，爱丽什卡。你要结束我们的《女人十日谈》，可别让我们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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