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十日谈

第六天 强奸犯与受害者

　　女工程师娜塔莎讲了她小时候因受到邻居小男孩的启蒙教育而成功地逃过了一场不幸。

　　谢天谢地，我没被人强奸过。当然晚上也遇到过不少麻烦，但那些人只不过是说说下流话而已，并没有进攻的意图。

　　我小时候却碰到过一件事，险些遭殃。多亏了邻居家的小男孩维特卡，我才得以脱险，免遭强奸。他那时才上小学二年级，住在３１单元，老给我捣乱。

　　我当时很小，还够不着家门口的门铃。门旁边有个不高的窗户，我就想法先爬到窗台上，站在上面，再按门铃。可每次那个维特卡都来捣蛋。不管我多轻地爬上窗台，总能被他发现，我甚至觉得他是不是整天躲在门口从钥匙孔往外看，等着我。我只要一爬上窗台，他就立即从家跑出来，过来撩我的裙子摸我屁股。我就使劲踢他，打他脑袋，他就怪笑一声，趁我父母还没出来，又跑回自己家。我就大哭起来，可父母问我怎么回事时我又不肯说。他们就以为是我玩的时候有人欺负我了，也没在意。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为什么维特卡要那样做，可我觉得那是污辱我，是坏事。我烦透了他。我真想快点长大好报仇，我更想快点长高能够到门铃，那就不用再爬窗台了。只要我站在平地上就不怕他了，我不让他靠近我。最讨厌的是偏偏在我为了保持平稳，正叉开腿站在窗台上时，他跑出来捣乱。

　　然而，正是由于维特卡，我才逃脱了一场更可怕的危险。

　　一天我正在离家不远的沙土地玩，一个男人过来问我想不想看一个好玩儿的东西。我说想看。他就掏出一个装着水的小玻璃瓶子，水上还漂着一个极小的小人儿。他按了按瓶盖儿，里面的小人儿就上下直蹦。他又让我玩，小人儿又蹦了起来。

　　我很喜欢这小瓶子。他又说：“到我家来吧，我有好多这样的小玩意儿呢。这个小瓶子送给你了。”

　　我高兴极了，觉得这个人真好，就让他领着我去了。他把我带到他家，在另一条街上。

　　他领我进了屋，又告诉我别大声讲话，因为隔壁有条大恶狗，让它听见了会过来咬我的。

　　我觉得真有趣儿，还挺神秘的。他给我拿出来一大堆玩具，我从没见过这么多好玩的东西：一个会点头的小人儿，一条用小石子做成的蛇，跟真的一模一样，一只毛茸茸的小黄鸭子，低着头正吃食呢。我记得这些玩具都是用手一碰就会动的。然后他又掏出他的生殖器来，问我见过这种玩具没有。我说没见过，而且也不喜欢这个玩具。他说：“没关系，你用手摸摸它试试。”

　　我摸了摸他的生殖器它突然在我手里跳了起来。我觉得很好玩。可当他在我面前蹲下，象维特卡那样，把手伸到我的两腿之间时，我生气了，打着他的手喊起来：“你是坏蛋。

　　你骗我。我要回家。“

　　他听了以后很害怕，跳了起来，把我带回我们这条街上。

　　我后来再也没见过他。多亏了维特卡我才免遭更大的痛苦。别忘了我当时比阿尔宾娜被人糟踏时还要小得多。这些禽兽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有时想，他们是否还有个年龄界限呢，多大年龄以下的幼女就能免遭不幸？

　　听到这里，瓦伦蒂娜说道：“娜塔莎，我来给你提供一个答案吧。其实没有任何年龄界限。我们还有位父亲被指控强奸了自己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他喝醉了酒。”

　　女人们都惊呆了。“枪毙了吗？”

　　“没有，只是进了监狱，尽管检察官提议应该处决。最让人吃惊的是审判那天他妻子的表现。她冲法官和检察官喊：”我已经失去了女儿。难道你们还要再夺走我的丈夫吗？‘“

　　“真是难以置信。”爱玛叫道。

　　佳丽娜苦笑一声说：“对此我有一个神学意义上的答案：”无论天堂还是人间，我们的霍拉休检察官所意想不到的事情多着呢。‘我从斯拉维克和他那些进过劳改营的朋友那里听到了许多奇闻，几乎令人对全人类都失去信心。有那么多惨无人道的罪行都是为了复仇或是其他根本不值得提的小事情——比如说，金钱——我甚至觉得咱们过多地沉湎于两性问题。

　　人活着，不可能单单为了肉欲，也不可能单单为了精神。

　　金钱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是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吗？咱们明天就谈这个话题吧。同意了？

　　好，现在该你了，瓦伦蒂娜，快讲讲那个馋了我们半天的报复强奸犯的故事吧。我们都洗耳恭听。“

　　第六天的早晨，流浪女吉娜提醒大家说：“嘿，姐妹们。

　　咱们不是说过要讲讲那些想强奸我们的男人吗，你们忘了吗？“

　　“你还不如别提这个茬呢。”奥尔佳抱怨道。

　　可又没人提出个新话题，所以决定今天就讲这个。

　　到了晚上，婴儿都睡觉了，拉丽莎开始讲起她的故事。

　　生物学家拉丽莎讲了她差点成了持不同政见者，可后来事情又有所变化。

　　我很想再给大家讲个小笑话，可我们在这儿不仅仅是要说笑话取乐，还要谈论严肃的话题，所以我这次讲一段我的痛苦经历，请大家思考。

　　在这段往事中，佳丽娜，我曾与你们不同政见者圈子里的人有过交往。这在列宁格勒的知识阶层是很普遍的现象；知识界差不多人人都有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持不同政见。况且这对我来说也不奇怪；既然找不到一个象弗洛德卡那样的英雄，自然会把目标转向这些我们时代的英雄们——持不同政见者。在６０年代这种机会很多，人们常常为某个受迫害的政治犯请愿、征集签名什么的。如今这类事情似乎是平静下去了，人们也更谨慎了，可当时能加入到不同政见者的圈子里几乎成了一种时髦。我相中的那位不同政见者名叫弗洛德亚；之所以看中他大概就是因为他的名字：我的情人之中大约有一半都叫弗洛德亚。他是个活泼、开朗的小伙子，而且智力过人。他精通所有欧洲语言，还精通文学——不仅仅是看过那些被查禁的文学作品。他在劳改营呆过，就是那个著名的弗拉基米尔监狱，在那里他结识了布柯夫斯基和金茨堡。也就是说，他已是小有名气的了。

　　凡是跟不同政见者相爱的人，都没有时间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我也不例外，整天为他的工作忙碌着。象签发文件材料呀，传递信息呀，到了晚上还得不停地打字，找那些地下刊物、传单之类。虽然累得要死，我却感到生活变得更有意义了。这当然同政治无关，只是我觉得自己又找到了第二个弗洛德卡。要适应那种生活，开始我觉得相当困难。我也开始写诗了，记得还在一首诗中把自己比作一朵暴风雪中的小雪花，在风暴中成长——反正就是那一类的。我知道这很傻气，但我当时感到非常快活。

　　还有一件对我来说相当困难的事：我习惯支配别人，可这时我得学会服从，这已经成为我心目中幸福的象征了。现在我是不会用自己的独立去换什么幸福的，可为了认识到这一点，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我盲目地信任我的新弗洛德亚——还能信任谁呢？他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和锻炼，成为一名合格的民主斗士。他的那些“营中朋友”曾著书记述了他们和他的传奇式友谊。他曾两次被关进监狱，他都经受住了，没有屈服，出来之后依然如故。

　　他从来没跟我提过监狱里有多么苦。因为我是他的恋人，我也经历过几个小时的逮捕和审问，我可以告诉你们，即使被捕、受审一个小时都是很可怕的，可怕极了。

　　我们是在一次游行示威时被捕的。对，我甚至跟他一起游行。我至今还奇怪当时为什么学校没把我开除。在参议院广场我们被抓了起来，扔进警车，拉到了警察局。路上，弗洛德亚紧紧攥住我的手，小声告诉我受审时要注意什么，应该说什么等等。他说我不会有什么事的，不要害怕，很快就会放出来。至于他自己就难说了：警察局早已将他记录在案，这是他很难摆脱掉的。所以他给我下了应急命令——为以防万一：去他的住处把文件、书稿都藏好，通知哪些人，更主要的是把消息送出去。我想象着自己去监狱看望他，带着一包包的食品，便在漆黑的警车里暗自微笑了：虽然是略带苦味的幸福，但毕竟是幸福埃这也并不奇怪：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到了警察局之后，克格勃的人来了，检查了我们的证件，又审问我们。我尽量少说话，恐怕自己没有经验说错了什么。

　　我和一些人两个小时后就被放出来了；其他人，包括弗洛德亚在内，被关了１５天。不许探监，但我还是设法托人给他送了一包吃的。他被关在卡尔亚耶夫大街的监狱里。两周之后弗洛德亚被释放了，他越来越信任我了，我也越来越爱他。可那是一种提心吊胆的罗曼史：每次去他那儿，我都怕他被抓走；他也料定自己是逃不脱的，于是更加日以继夜地拼命工作。他让我熟悉这些工作，带我去见一些重要的人士，还教我不少策略。克格勃的人也盯上了我：我常常发现有可疑的影子跟着我——两个长得差不多的短脖子男人，穿着一样的风衣，总盯着我。

　　一天我在弗洛德亚那里呆到深夜，帮他起草一份请愿书，为几个因地下出版物而被捕的人请愿。

　　“弗洛德亚。我该回家了。”

　　“别走了，我们今天必须把它搞完。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不行呀。我没告诉妈妈，要是不回去她怎么饶得了我呢。

　　我必须回去，现在已经是夜里两点了。你有钱帮我叫辆出租吗？我忘带钱了。“

　　“你知道我早就把钱花光了。”

　　“那你就送我回去吧，一个人走太害怕了。”

　　“对不起，我不能送你。我必须得把这个东西弄完，这些人处境极其危险。何况你的路并不很远呀。”

　　“可我还是害怕。老有人跟着我，有时一个，有时两个。”

　　“他们能把你怎么样呢？他们正好保护你不受强盗欺侮呢。”

　　他还笑了。我逐字地记住了这段对话，你们不要感到吃惊：这是我俩的最后一次交谈了。后来只是说了几声再见。

　　我还是要他送我回家，他失去了耐心，跟我急了：“拉丽，你可真会挑时间撒娇呀。别缠我了，好不好？”

　　我十分伤心，却没有表现出来——我吻他一下就走了。哥洛克霍瓦亚大街漆黑一片，一个人都没有，我飞快地朝萨多瓦亚大街跑着，那儿还有点光亮。突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雪地上有“咔喳咔喳”的声响。我想也许是个过路的，就傻乎乎地拐进一条胡同，想等他走过去之后再往家跑。可脚步声也跟着我进了胡同，而且越来越快，马上就要追上我了。我回头一看，是个穿皮大衣的人，脖子上的围巾遮住半个脸。他突然抓住我，用一只戴着手套的大手捂住了我的嘴，把我拽进一个门洞里。然后把我转向他，挤到墙根，一把撕开我的大衣，扣子飞蹦到雪地上，象落地的核桃。然后又把我的裙子从前面撕开。幸好我短裤外面还穿着紧身裤。他一只手还捂着我的嘴，另一只手伸到我两腿之间摸着。他咯咯地咬着牙，发现我里面还有衣服时气得发疯，全身都在抖个不停——那样子真恶心。我趁机在他手上狠咬一口。他疼得大叫一声，松了一下手。我没命地往胡同里跑，可他又追了过来。我灵机一动；也不知怎么居然在这种时刻还能想出这么个主意来。

　　我碰见个院子就进去了，看见有间屋子亮着灯就拚命地喊起来：“弗洛德亚。弗洛德亚。快来呀。有个坏蛋追我。”

　　他停住了脚步。我站在那儿，假装真的有人来救我了，又喊道：“弗洛德亚，快。”

　　“哼，他妈的。”他骂了一句，跑掉了。

　　我躲在门口，身子紧贴着墙，浑身直打战，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害怕他再回来。过了一会儿，我小心地走出来，往大街上来回望着，没有人。我把撕破了的衣服往身上裹了裹，又整了整大衣，踉踉跄跄地回了家。我当时连跑的力气都没有了。回家后，我泡在浴缸里，哭了个痛快。然后就上床睡觉了。我的“不同政见罗曼史”就这样结束了。

　　即使你不高兴，佳丽娜，我也要说：你的那些朋友、伙伴们都是好人，称得上是英雄。

　　但在做人方面却不行，真的不行。

　　佳丽娜没有跟她争辩，只是加了几句评论：“拉丽莎，你不能只根据一件事就做出判断。你说的那个人我也认识。他为全人类能够献出整个生命，可为邻居却不会做举手之劳。

　　你见过他母亲吗？“

　　“见过。一位很好的老太太。”

　　“知道她在哪儿工作吗？”

　　“她不是退休了吗？”

　　“是，名义上是退休了，可为了让儿子能一心一意地工作，她还在锅炉房烧锅炉呢。”

　　“是不是因为她跟儿子志同道合？”瓦伦蒂娜问道。

　　“不知道。可能她就是位好母亲。而那位儿子呢，一直让母亲供养着，自己还不知道呢。”

　　拉丽莎耸耸肩说：“这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我有了儿子，不需要其他人了。我要让他长成我心目中理想的男子汉。

　　然后再让儿媳妇吻我的手。你们能想象得出吗，我已经开始恨那小妖精了。“

　　拉丽莎的嫉妒使女人们哈哈大笑，然后吉娜开始讲她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流浪女吉娜讲的。读者大概还记得，把她从少女变成妇人的正是一个强奸她的大兵。在她的生活中遭人强奸几乎是家常便饭。可在这里，吉娜却讲了个男人强奸男人的故事。

　　嗨，姑娘们，我不想再长篇大论地讲男人是怎么欺负我的，那是讲不完的，而且我受的那些罪根本没法描述。我都记不清哪次是被人糟踏了，哪次是我后来又依了，以便少受点罪。在监狱里有过；在劳改营有过；就是走在路上，哪个礼拜也得让那些醉鬼流浪汉们放倒几次。在我们这些人眼里，那根本算不上什么罪，我们也一点不害怕。这种事儿我早就习惯了，你们想象得出我的地位有多贱、多惨。生活早把我磨成钢豆子一样了，任你怎么压，怎么砸，我都不怕。

　　不过，我着实可怜那些让人糟踏的清清白白的小女孩子们。也有小男孩被人强暴的。我这就给大家讲讲——我真可怜那个男孩，不过，这也算是对他们男人的报应。你们听听吧。

　　那是在沃洛格达监狱里的事儿。所有的女犯都关在一起，没象往常那样分成几类。这回管你是判了刑的还是刚抓进来的，是不到年龄的小丫头还是进来戒严八次的老油子，全都一锅烩了，关在一个牢房里。大伙儿相互交流着生活经验，也交流着虱子臭虫什么的，就跟男犯一个样。真是个地地道道的牢笼。

　　我们牢里有个挺厉害的胖娘儿们，原先是肉联厂的头儿。

　　真没白在肉联厂呆，瞧她那身肥膘儿。她老爱寒碜我们：“你们这帮贱坯子。马路上的叫花子。活得小气，偷东西也小气。

　　我们那口子常跟我说，要偷就偷金库，要爱就爱公主。我活得就跟公主差不多。他们抓我，关我，老娘不怕，等出来后再接着干。“

　　“那你还会被关进来的，安冬妮娜。”女人们劝她。

　　她哈哈大笑：“不会的。我丈夫和儿子下回会更小心了，我们吸取经验教训。”

　　她丈夫和儿子也关在这个监狱里，离我们很近，在同一层。放风时他们可以偷偷地聊几句，或用粥勺子传个纸条儿什么的。我们问她儿子多大了。她说“１９岁了，那有什么关系？他该见见世面了，免得将来被人算计。”说完就放声歌唱，满不在乎。

　　牢里能有个快乐的女人也是件难得的好事，可安冬妮娜的快乐心情中总让人感到有点不善。她老是瞧不起别人，爱说人家的坏话。除了她丈夫和儿子外，她没说过任何人的好话。

　　有一次，我们聊起了劳改营的生活。安冬妮娜照例把话头接过来，其实她连劳改营的影儿都没见过：“在生活中如果所有的人都是敌人的话，那在劳改营就更是如此了。在外边我是人上人，过着好生活，在这儿我照样如此。我要收买那些管事儿的人，拉拢年轻的，贿赂年老的。”

　　一个名叫玛克汉娅的老狱油子说：“别高兴得太早了，我的小鸟。别忘了你在哪儿。在监狱里自命不凡的人可吃不开，还是小心谨慎些为好。”

　　没过多久监狱就把她治住了。看到她那副惨相，连玛克汉娅都可怜她。

　　当时这个监狱成了从科马往西伯利亚押送犯人的中转站。这些犯人被送到西伯利亚为德国人造煤气管道。他们都是长期的刑事犯，最凶狠了，里面有杀人犯、流氓阿飞，都是危险人物。他们一来监狱，都快炸了营了，每天都得打几场架。有一次他们打得不可开交，最后抓了１０个人扔进了男牢，跟安冬妮娜的儿子关在一个屋。第一宿，那伙人就轮奸了那个男孩。开始时他哭喊着爸爸妈妈来救他。安冬妮娜听到后使劲儿用手砸着铁门，把手砸得鲜血直流。但是没有用。

　　过了一会儿，男牢里的哭叫声止住了，无声无息。安冬妮娜从门边滑到地上，撕扯着自己的头发，坐在那儿哭。她没完没了地哭了几个小时。我们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她的头发慢慢变白了。

　　第二天早晨这娘儿俩都被送进了监狱医院：儿子送到外科缝了几针，母亲被送进精神病科，她彻底疯了。

　　后来玛克汉娅对我们说：“要说我呀，同志们，是安冬妮娜自己把儿子毁了。倒不是因为她使他进了监狱，而是因为她没教他怎样跟人相处。他一定是在牢里干了什么蠢事儿。在牢里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人是绝对吃不开的。过不了多久就栽了。”

　　大家听了这个故事后不寒而栗，有的还吃惊地问：“男人之间真有这种——强奸吗？”

　　“有，”吉娜答道。“在劳改营里，只要是被人强奸过的男人，就都不算是男人了。吃饭时没人挨着他坐，睡觉时没人挨着他躺。大家来情绪时就把他拽到房背后，掀倒了从后面干。人们管那些倒霉的家伙叫马什卡，他们可是劳改营里最惨的可怜虫了。”

　　“那些迫害他们的人呢？他们也被人瞧不起吗？”

　　“不，他们非常受人尊敬。这就跟男人女人之间的事差不多：两人都放荡，女的就是婊子，而男的就是男子汉、英雄。”

　　“嗐，吉娜！"奥尔佳叹道，"我还以为你会讲一个恶有恶报的故事呢，让一个臭男人替所有遭强奸的妇女们赎罪。谁知你却讲了个小男孩受罪的故事，听了更让人难受了。”

　　“别急，奥尔佳。快轮到我了，”瓦伦蒂娜说，“我来安慰你，耐心地听吧。现在你快讲吧，娜塔莎，奥尔佳急着要听恶有恶报的故事呢。”

　　于是娜塔莎开始了她的故事。

　　瓦伦蒂娜讲的是她如何给了强奸犯以应有的报复。

　　那是去年冬天的事，我们有一位在普希金市当民兵队长的老朋友，他要过生日，请我们去他家作客。我丈夫下班后直接坐火车去了，我因为开会耽误了一会儿，晚上八点多才去。

　　我来到普希金市的站前广场，一辆公共汽车或出租车也看不见。那晚上还下着大雾。一想到大家都在高高兴兴地为朋友庆贺生日，我也不愿再等下去了，决定走着去算了，他家离车站又不很远。但我没料到路上要横穿一座公园，这是挺可怕的事。

　　我在公园里急匆匆地走着，突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在雪地上嚓嚓地走着。我回头一看，有个男人追过来了：他敞着怀，脸色通红，眼珠发白。我暗叫不好：不是我倒霉，就是我穿的那件名贵的皮大衣要倒霉了。他赶上我，抓住我的衣服，却没有撕开，只是伸进手去摸我的胸。同时又把我按倒在路边的树丛里。我喊了起来，他怒气冲冲地瞪着我说：“你喊吧。我的一帮哥们儿正在那小屋里喝酒呢。他们肯定都想尝尝你的滋味儿。”

　　那个下流东西还嘻嘻直笑呢。但我停住了喊叫，徒劳地挣扎着。大衣很碍事，帽子又盖住了眼睛，我什么也看不见了。这时，他掏出了那东西，往我身上顶。那东西硬得跟棍子似的，我竭尽全力想推开，可他还使劲往我那撕破了的内裤里顶。

　　在这紧要关头，我不得不打断一下，作个补充。我刚才讲了，那天我穿了件名贵的大衣。那身行头几乎都是进口货：法国皮靴——是走后门弄到的，毛茸茸的狐皮帽子，连手套都是加拿大造的。那天我打扮得像个贵妇人。只有一处不那么地道：我那副加拿大手套用线绳吊在大衣上。因为我有个爱丢手套的毛病，这副手套是安德鲁沙送的，我怕把这位挚友的纪念物弄丢了，也就不顾体面，用线绳把手套连在了大衣上。正是这手套救了我的命。

　　我躺在雪地上拚命地挣扎，又想把挡住眼睛的帽子推开，但渐渐地没了力气。我喘不过气来，心几乎跳到了嗓子眼儿。

　　突然他嚎叫一声：“快松开。快松开，你这个骚货。”

　　他扭动一下，喊的声音更大了：“快松开。”他咆哮起来。

　　我不明白是谁抓住了谁。又觉出好像我的手被拉了过去，朝着他那松开的裤口方向。

　　我用力把手往回一抽，谁知他野兽般地狂吼一声，我都害怕被小屋里的人听到。

　　“别叫唤了。”我说，但还是不明白怎么回事：是他抓住了我，怎么反而让我松手呢。

　　他现在早就松开了我，但我的右手还是被他往他小肚子那个方向拽。我用左手推开挡眼的帽子，从雪地上坐起来，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嗨哟，我的老天爷。我可弄明白了。原来是手套上线绳死死拴住了他的蛋。我爬起来，冲他喊道：“好了，快起来。你已经玩够了吧。现在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就把你的蛋扯下来。”

　　他服服贴贴的站起来了，两手护着他那宝贝。眼泪从他脸上直往下淌，但他不再喊叫了，只是不时地呻吟两声。

　　“松开我吧。”他哀求我，“我刚才是跟你闹着玩儿呢。走吧。”

　　我牵着他在小路上走着，还跟他保持着一段距离，以免他缓过劲儿来之后再反抗。

　　“那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你拴我的那个东西？”

　　“这是一种加拿大制造的‘抗强奸新式武器’。你听说过手铐子吧？这叫‘阳具铐’。

　　你要敢逃跑的话，你的蛋就别想要了。“

　　说是这么说，可我也很心虚：要是他不相信怎么办？万一他挣脱开了怎么办？那他说不定会怎样报复我呢。

　　“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呢？”

　　“少废话，快走。”我喊道，又拉了拉绳子。

　　可我心里直发慌，不知自己如何才能脱身。就像那个抓熊的笑话说的一样：“我抓到一只熊。”“那好啊，把它带过来吧。”“它不肯过来。”“那你就过来吧。”“它也不放我走。”我突然想起他刚才吓唬我时说的那伙哥们儿。虽然很冒验，但我还是想试试。

　　“好了，”我说，“已经教训了你一顿，现在该放开你了。

　　只是我一个人还对付不了这种‘阳具铐’，得有你的那些哥们儿帮忙才行。“

　　“你自己不行吗？”他不愿意。

　　“不行。这东西有个报警器，只要你一喊，就会报警。”

　　“好吧，那咱们走……”他无可奈何地咕哝了一声。

　　他把我带到小屋里，他的朋友真的在那儿喝伏特加呢。

　　“我把你们的朋友送回来了，”我说，“你们谁带着小刀子。”

　　他们都睁大眼睛望着我俩：我的手放在他的裤裆里，他们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其中一个人掏掏口袋，找出一把小刀。这时我的俘虏才敞开外衣，露出了极精彩的一个镜头：一根线绳拴着他的宝贝蛋，蛋下面还吊着一只手套。以后的情景我无法描述，反正他们都笑得直打滚儿，笑得死去活来。最后，他们割断了绳子，放了那家伙，然后都敬佩地望着我。

　　“这女的真了不起。我可不敢惹。”

　　等那傻小子明白过来我的“抗强奸新式武器”不过是一只带绳的手套时，他瘫坐在凳子上，把头埋进裤裆里，羞愧难当。

　　我呢，还没等他缓过劲儿来，就风一般地飘到了朋友家中。

　　大伙儿笑啊笑啊，笑得肚子直疼。阿尔宾娜跑过去拥抱瓦伦蒂娜，祝贺她的“英勇行为”。

　　过了好久女人们才平静下来，听阿尔宾娜讲她的故事。

　　空姐儿阿尔宾娜讲述了她如何落入施虐狂之手，以及如何孤立无援。

　　很抱歉，我无法象瓦伦蒂娜那样给你们讲什么逗乐子的事情。大概你们会想，既然我小时候就有过那样的遭遇，我不会再怕强奸犯的。你们错了。事实恰恰相反。不瞒你们说，我想跟谁来就跟谁来，但是，哪怕有一点强迫的意思，我马上就走开。我的男朋友们都了解了这一点，所以在我面前都很小心谨慎。但我还是遇到了麻烦，受到了严重伤害，很长时间没得安宁，直到最后我进行了报复。

　　事情是这样的。有这么个家伙，看上去象吃奶的孩子。我们是在舞会上认识的，然后下馆子、看电影。我本打算与他更近乎些，可他急于求成，美好的友谊就此告吹。

　　有一天他向我宣布，第二天他要过生日，请了几位朋友聚会，也希望我去。

　　我同意了，他给我写下了他的住址，还告诉我几点钟到。

　　第二天我打扮得整整齐齐，买了块生日蛋糕去赴约。来到门口，我按了门铃。他为我开了门，只见他穿着一身最不正式的衣服——铁路制服。屋里空荡荡，静悄悄，没有一点儿聚会的迹象，也不见有朋友。

　　“人呢？”

　　“他们晚一会再来。咱们先呆一会儿吧。”

　　我把蛋糕交给他，就进了屋。有两个房间，显然不是他一人祝屋里又脏又乱，奇形怪状的衣服和鞋子扔的到处都是——鞋全是女人的。

　　“谁在这儿扔下这么多女人的物件？”

　　“我老婆。她今天度假去了。”

　　“噢，我明白了。你老婆出去度假，你就邀我来与你过夜以庆祝你的生日？你干吗要跟我胡说八道呢？我何时想跟你来，我会决定时间和地点的。”

　　一听这话他上来就胡乱摸我，我啪地一声打开他的手说：“拿开你的狗抓子。我讨厌虚情假意的男人，把大衣给我。等你懂得怎样待我时再过你的生日吧。”

　　甚至这时我还不打算与他彻底断绝关系。他实际上长得与我是一个类型。天使般的脸蛋儿，可爱的嘴唇，洋娃娃一样的眼睛。我就喜欢这样的男人，雄性不外露，吸引人，表面上看不粗野，性感也不十分明显。他就是这样的人，看上去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但我就受不了为了跟我睡觉而撒谎。

　　我抬脚往门口走去，但他抢在我前面锁上了门，然后回头朝我走来。我推开了他：“你疯了？想硬来吗，嗯？看我敲碎你的脑袋。”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敲碎我的脑袋。”他回答说，这时他已是满目凶光，眼睛象发怒的猫眼。突然他劈手给了我一掌。

　　他看上去很虚弱，可他的手却硬得象铁。这一掌一下子把我打到了墙角，疼得我直不起腰来，连叫都叫不出声来。然后他把我摔倒在地板上，用皮鞋踢我的胸部和两腿之间。这时我开始拼命喊叫。我知道会有人听到我的喊声的，因为隔着墙就能听到有人在放音乐。但音乐声又放大了，显然是为了盖住我的叫声。周围的邻居没有一人来救我。于是我想办法脱下了一只鞋，并狠狠地向窗户扔去。玻璃碎了，鞋飞了出去。这时我听到了老人们在桌子上玩骨牌的声音，我来时他们看见了我，我进楼道后他们还上下打量过我。现在我只有指望这些人了。“救命埃杀人了。强奸了。”我拼命地喊叫着。

　　外面没声音了。我想他们是叫民兵去了，要不就是直接跑来救我。但没人来救我，这个长得象天使的施虐狂也不再打我，而开始强奸我。他使劲掐我的乳房，直掐得青一块紫一块，还扯下我几绺头发。要达到高潮时，他双手掐住我的脖子，掐的劲很大，直到最后射精为止。

　　完事以后他让我起来穿衣服，递给我他老婆的一双旧鞋免得我打赤脚，然后把我推出了门。

　　第二天，我的头都无法从枕头上抬起来：脸、头、身上——被打得伤痕累累。我打电话请了一周的假。我撒谎说，有个外地的亲戚病危，我得坐飞机去看她。而实际上是我自己躺在床上半死不活，由于伤痛和羞辱而悲惨地呻吟着。

　　我在床上一直呆到感觉好些时才起来。我第一件事就是去告那畜生。他们给我引见了一个侦查员，名叫阿诺克金。他告诉我，只有提供证人才能立案。我给他讲了我隔墙听到的和进楼道时看到的“证人”。他笑笑说：“典型情况。这正是许多强奸案不了了之的原因：证人拒绝协助调查。”他给我出主意，让我自己到那座楼上找人谈，或许能找到不那么胆小的人。

　　我照做了。我去了那儿，很快访遍了那个畜生周围的邻居。我还见到了看门人，从那儿打听到了那帮退休老头和整日坐在那儿聊天儿的老太太们的地址。但他们全都拒绝帮助我。

　　有的谎称他们什么也没听见，而其他人则说他们倒是听到了声音，但什么也没看见，所以无法出来作证。还有的人干脆拒绝与我谈话，说：“这不关我们的事。”

　　一个老头子甚至恼怒地说：“我们决不会去法院作证。我们是正派人家。”

　　有个将军就住在我听到里面放音乐的那套房间。他穿着一身制服出来把我让进屋里。我告诉他我是谁，想干什么。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打过仗的人不会是胆小鬼。可你们猜这老畜生说什么？“正派的姑娘不会弄到被人强奸的地步。怎么没人强奸我的女儿。”

　　这话气得我差点儿背过气去，太伤人了。后来我把这老畜生和那个施虐狂一块报复了一下，不过这事将来再告诉你们。我费了半天劲唯一的收获就是：看门人把我的鞋还给了我，这是她早上在楼道里捡到的：“看得出来，这鞋挺贵的，所以我就捡了起来，我想可能会有人来找的。”

　　我回去找那个侦查员，告诉他我的进展情况，并要他给我查验身体。他说他不能那样做：“要是立了案而又破不了，那我会受批评的。最好别开这个头。”

　　我这才知道他也不想帮助我。我感到绝望极了，好象整个世界都跟我过不去，真想一死了之。当然，我没死，而且我现在很高兴我没死，因为事情的结局很好。

　　“那你是怎么报复他的呢？”女人们问。

　　“妙极了。直到现在他还在为那次生日付出代价，而且将来付出的还要多，虽说并不是我干的。现在我一提起这事就恶心，另找时间再给你们讲吧，姑娘们。”

　　“好主意，”瓦伦蒂娜说。“我们女人不断遭到骚扰，受到污辱，但有时我们也进行报复，哪天我们该谈谈这个问题。”

　　大家都同意。现在该佳丽娜讲故事了。

　　不同政见者佳丽娜讲述了她何以代人遭受过强暴。

　　我的不幸遭遇是由于我自己的愚蠢，而不是由于本来可以信任的人：树友为敌是我自己一手造成的。

　　一年深秋，我由莫斯科出发去探视斯拉瓦。我乘坐的车晚点十分钟，而这十分钟是很关键的。问题是，根据列车时刻表，列车到达波马后仅二十分钟，去斯拉瓦的集中营所在地巴拉什沃的列车就要开车。在这二十分钟里，我要带着一堆沉重的包裹下车，过长长的天桥，然后还要走几百米才能赶上去集中营的列车，他们管这趟车叫“杜鹃”。不管怎么说，显然我赶不上“杜鹃”了。但我又耽误不起：探视被安排在第二天，要是赶不上那趟车，第二天上午就到不了巴拉什沃，而中午一过就没再为我安排探视了。这样我就会失去一天，我们相聚的时间就不再是三天而只有两天了。也许会因我迟到而完全取消这次会面。一切的一切都可能因晚点十分钟而泡汤，这太不公平了。

　　我跳下乘坐的莫斯科来的列车，急忙走上天桥。我手里拎着几个小包，身上背着个大旅行袋，气喘吁吁，浑身冒汗。

　　刚走到天桥中央便见“杜鹃”在脚下徐徐开动了：三节乘客车厢，一节一面带窗户的犯人车厢。我把大小包裹摔在地上，坐到上面，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等平静了一会儿，我便决定到公路上去搭车。路上过往的车辆不多，但我还是站在路边，一有车过我就招手。几辆带车棚的卡车开过去了，驾驶室里有卫兵——显然是拉犯人上下班。自然，他们不会为我停车。突然，一辆拉油桶的卡车停下了。司机是个小伙子，他探出头来问：“去哪儿？”

　　“巴拉什沃。”

　　“上车。”

　　我爬进驾驶室，把东西也都使劲塞了进去，车就开了。

　　他瞥了一眼我的包问：“你去莫斯科了？”

　　“嗯。”

　　“买东西去了，对吧？”

　　这时我本应告诉他实情，就说是来探视在劳改营的丈夫的，这样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但我担心，一旦他发现我是外地人就可能会加害于我。所以我就假装是本地人——这便是我最大的错误：“对，我到莫斯科买东西去了，那儿的食品很好买。”

　　他信以为真了。

　　“当然。你住哪儿？巴拉什沃？”

　　我只好说是，因为除了巴拉什沃和波马以外，摩多维亚的其它地方我都不熟悉。

　　“对，我住巴拉什沃。”

　　我没想到住在巴拉什沃的人都是同集中营有关的人。在集中营，特别是在政治集中营附近都住有这种人。

　　“你自己在那儿工作，还是你丈夫在那儿工作？”

　　我还是没意识到危险，说：“我丈夫。”

　　“噢，我明白了，夫人。”司机说。交谈就此停止了。我倒愿静一会儿，我要想自己的事，想与斯拉瓦的会面。我们就这样默默无言地驱车赶路。几个小时过去了，天已经黑了。

　　司机突然对我说：“瞧，宝贝儿，我不想再走了，我累了。我有个朋友就住在这路边。

　　他是木材厂的警卫。我们得在他这儿过夜，明天一早我带你去巴拉什沃。“

　　没有争辩的余地。只要明天上午能及时赶上探视，我不在乎在哪儿过夜，在巴拉什沃还是在路边。我们到了他朋友那儿，地方很偏僻，周围是篱笆墙，附近有警卫室。我指望着他的朋友会有家，他妻子会很好地照料我过夜。没想到警卫室就两个小房间：一间好像是办公室，墙上挂着图表，屋中有张桌子，几只凳子和一只铁炉子，另一间像个洞穴，只有一张床——这是我后来看到的。走进屋，我把行李放在墙角，然后坐在紧挨炉子的板凳上烤火：在卡车上灌了一路风，我都快冻僵了。我很讨厌司机的朋友那副样子：肮脏，胡子拉碴，棉外衣又旧又破。

　　司机从车上拿来两瓶伏特加放在桌子上，对朋友说：“这位夫人从莫斯科给我们带来点儿吃的。来，宝贝儿，快把你的好吃的东西拿出来。”

　　我拿出一根香肠，一些奶酪和三只橘子。“给。对不起，我就这些。”

　　“噢，多谢了。我只希望你在别的方面更慷慨些。”

　　他们喝酒，而我只要了杯茶。我们各喝各的。他们谈着他们的事，我想着我的事。但一种不祥的感觉悄然而至。

　　他们喝完了一瓶，卡车司机说：“我们睡吧，完事以后再喝另一瓶。那夫人大概就健谈了，可能还会咯咯叫着要吃东西。”

　　他从凳子上站起来，走到另一间屋子门前一脚把门踢开：“今天我们玩玩上流社会的花样。夫人，请脱衣服躺下。”

　　我走进去，只见有一张床，便问：“那你们去哪儿睡？莫非这儿还有别的屋子？”

　　“干吗那么奢侈？我和斯特巴轮着来，我们平常都这样。”

　　说完他就开始脱衣服，还带着满脸的微笑。我这才恍然大悟。

　　“你要干什么？”

　　“你马上就会知道。我从不穿着衣服往女人身上爬。”

　　他突然上来抓住我，把我扔到床上。我开始喊叫，求他让我走，别碰我。他掐住我的脖子声嘶力竭地说：“解开腰带，别让我费事，不然我就掐死你，扔到林子里喂狼。”

　　他的话如此恶毒，令我不寒而栗：我从未遇到这样的刻骨仇恨。我吓得尖叫起来，但他立即用枕头捂住了我的嘴。

　　“解开腰带，要不我就憋死你。”我只好脱下裤子。他很快就办完了事，好像对此很反感。我感到困惑，同时又感到羞辱、害怕。他立即起身穿上衣服，打开了门。

　　“斯特潘，我完了，该你了。”

　　我跳起来，一边整理衣服，一边尖叫着：“流氓。强奸犯。”

　　司机哈哈大笑：“没错儿，夫人。我和斯特潘早就从你丈夫那类人的口中听到过这句话，一点都不新鲜了。”

　　这时斯特潘突然说：“别理她了，考尔亚。我今天实在没情绪弄警察的老婆。我们何不把她扔到公路上，有人会把她带走的。只是注意别让她记住到这儿来的路和你的车牌号。不然她会招来更多的客人，那可就麻烦了。”

　　“好，就这样。不过，我得翻翻她的包找点东西，我不能白劳动。”他抓起我的包，“哗啦”一下把东西全倒在桌子上。

　　我站在那儿等着，木然地看着这场抢劫；我已经无所谓了。他把东西扒成两堆，说：“这是我们的，那是警察的……”他捡起一块猪油和一包大蒜，迷惑不解地看着我：“你干什么大老远的从莫斯科往巴拉什沃带大蒜和猪油？冬天还没开始，你们自己的大蒜、猪油就用完了？这些东西你们这些人有的是，用完了可以再从犯人的包裹里扣留……”现在再也没必要隐瞒了，我说了实情：“这是我给在劳改营服刑的丈夫带的。”

　　“什么？。你的意思是他在里边？”

　　“嗯。”

　　“那么说你不是警察的老婆？”

　　我摇摇头。

　　“你丈夫是个犯人？”

　　我点点头。

　　“等等……你干吗要撒谎说你住在巴拉什沃？只有警察住在那儿……”“我以为说是当地人会安全些。”

　　司机双手抱住自己的头：“哎呀，你太蠢了，太蠢了。瞧你干的事，你都让我做了些什么呀？我冒犯了我的犯人朋友的妻子。”

　　他过来抓住我的手，望着我的眼睛，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原谅我，尊敬的太太，原谅我。你让我误伤了你，我把你当成了警察的老婆，不是因为我的欲望，而是因为我恨他们……你能原谅我吗？”

　　看来他们的眼泪不是醉汉的眼泪，而是真诚的眼泪。我这才意识到我的遭遇原来并非是针对我的。这不禁使我也哭起来。斯特潘试图安慰我俩：“好了，孩子们。这是个误会，你并非有意伤害她。而你也要原谅他，不然他会后悔死。也请原谅我，原谅我说过的话。”姑娘们，我没原谅他，实际是没立即原谅他，但终还是原谅了他。我在那张床上哭着睡着了。

　　因为我没地方可去，而且经过那事以后腿又发软。早上司机考尔亚把我叫醒，然后一直把我送到劳改营，告别时他要我什么也别跟丈夫说。“你自己忍着点儿吧，别让他生气，再次请你原谅我。”

　　自然我没告诉斯拉瓦。我决定把它深深埋在心底，让自己一个人承受。

　　三天后，我的探亲结束了，本想再去赶“杜鹃”，没想到在离劳改营不远的地方看见了考尔亚的卡车：他正在等我，打算带我到波马乘坐去莫斯科的火车。他一大早就来了——他想赎罪。

　　听完这个故事，最受触动的当然是吉娜——她都哭了。她为佳丽娜感到难过，但更同情那位陷入困境的卡车司机考尔亚。“多亏你谅解了他，宽恕了他，不然他会出事的。”

　　“是啊，在赶火车的路上他坦率地告诉我，他起初就是那么打算的。好吧，不说了，这些事想起来就让人伤心。奥尔佳，你讲个故事吧。”

　　女工奥尔佳讲的是单个女工上哪一班最安全。

　　我和丈夫分到了一间房子，很远，在阿夫托沃以外。阿夫托沃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对，他们就在离那儿不远的地方建了新住宅区。走到阿夫托沃尽头，再穿过一片小树林，这就到了我们住的地方。这片住宅区还没彻底完工，有的楼已住进人，而有的楼还是空盒子，没有门窗。周围泥泞不堪，沟壕纵横，还有许多建筑工具和小工棚，样子挺可怕的。

　　我跟丈夫着实忙碌了一番，庆祝乔迁之喜。丈夫请了一周假整理新房：重铺地板，调整房门，抹严窗缝。大家知道，搬进新房的人都少不了干这些事。他整修房子，而我得去上班，不然两人都没工资，日子没法过。以前我俩总是一块去上班，因为我俩在同一车间工作，而且上的是同一班次。

　　我第一次一个人去上班。半夜下班后坐末班车回来，在终点站下车，还要步行穿过小树林。树林虽说很小，却挺瘆人。恰好下车后有两个人走在我后面。很好，我单纯地想，这样我就不害怕了。最后车上下来的的人都已四下散去，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他们甚至问我要不要他们扶着我走，以免我被绊倒。

　　我同意了，还谢了谢他们，黑咕隆咚的确实很危险，看不清哪儿是路。他俩使劲用胳膊架着我往前走，一句话也不说。他们的沉默突然令我担心起来：要是他们一边走一边聊会好些，哪怕是聊些废话也好呀。刚一进树林，他俩中的一个就捂住了我的嘴。另一个抓住我的腿，象抬麻袋似的把我抬进了树丛。但幸运的是，白天推土机和卡车一直在这一带干活，弄得地面坑坑洼洼，捂着我嘴并拽着我胳膊的家伙绊了一跤，把脚脖子扭伤了。他把我扔在地上，抱着脚喊叫起来。另一个家伙拖着我又走了几步，那个受伤的家伙朝他喊道：“扔下那个母狗。快来帮帮我。”

　　这是怎么说的？我居然也成了母狗。

　　这家伙只好把我扔下去照看同伙，我趁机爬起来溜了。

　　回到家里，我跟丈夫讲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并大吵大闹了一番。但他却说：“奥尔佳，你不能不去工作，不然我们日子没法过。要不你跟车间领导要求一下，换个别的班？”

　　我照办了。车间的头儿安排我上夜班。“你丈夫可以送你来上班，早上回家时就不会有危险了。”

　　于是我开始上夜班。第一次上完夜班坐公共汽车回来时大约是早上六七点钟。快到终点站时车上的人还满着，但一到阿夫托沃差不多就没人了。我又得一个人过树林。

　　下车的并不只我一人，还有三四个男人。这次我先去了马路对面的车站，那儿有人在等相反方向的车。等那几个男人已经消失在树林中，我这才一个人往家走。你们猜怎么样？

　　我安全地穿过了树林，连绊都没绊一下，当然我是飞快地跑过去的，刚刚跑出树林不远，一个家伙从没完工的空房子里跳出来，把我拉进了黑黢黢的门洞。我把手提包狠狠甩在他的脸上，奋力挣脱出来，撒丫子就跑。一回到家我呜呜哭起来：“怎么办？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干了。”

　　丈夫使劲安慰我，劝我试试上白班。我又照办了。没想到第二天早上挤公共汽车时钱包让人掏了。

　　这回没说的了，我丈夫不得不扔下房子，等夏天放假时再说。我们开始一起上下班，再也没遇到什么危险。

　　“那些上夜班和中班的单身女工多可怜，她们得一个人走夜路——我真同情她们。”拉丽莎说，“结了婚的女人都难逃坏人的糟践，更别说年轻姑娘了。”

　　“当局至少可以做到不让妇女上夜班，”尼尔娅说，“虽说这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光天化日之下也有性犯罪。听我给你们讲讲吧。”

　　女教师尼尔娅讲了她如何在离丈夫几步远的地方被人强奸。

　　这事我丈夫不知道，我希望他永远不知道。你们已经知道我和波里斯是怎样认识的，以及他女儿列奴丝娅如何为我俩牵的红线。但我与波里斯相识相爱还另有原因。波里斯在战争期间也进过集中营。他所以能够活着出来，这得感谢那位跟他一起被捕的苏军士兵，那个士兵没让德国人知道波里斯是犹太人。因为他长得一点都不象犹太人，而看上去更像个德国人——蓝眼睛、黄头发。

　　波里斯经受的是肉体的创伤，而我所经受的却是心灵上的创伤。四年前，他得了心脏玻我已想到他要离我而去，但幸运的是，他又活了下来。他出院后我们去了乡下，因为空气新鲜的环境有助于他恢复健康。没想到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

　　波里斯活动仍然不方便，走路得像老头一样拄着拐杖。离村不远有个湖，周围都是树。

　　我们每天上午天热以前去湖边乘凉，等天不热了再回家，我带着毯子、食物、还有书。波里斯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草地上看书。我则去湖中游泳，采蘑菇，以此来摆脱对他的疾病的焦虑和担心。我还常常在湖边捡树枝，然后点燃篝火，用来烧茶或者煮蘑菇。波里斯开始逐渐恢复生气，在医院时的一脸绿色在慢慢消失，眼睛也变得有神了。有时我躺在他身边，他便把手放在我的胸上，也就仅此而已，我们不敢冒险干别的。

　　一天，我正沿着湖边采越桔。我和波里斯隔一会儿就互相招呼一次，我爬到小山丘上去，也能透过树丛看到他，他正静静地躺在草地上。看着书。

　　突然背后有人扑到我身上。

　　他把我摔在地上，开始亲我，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喊波里斯，但刹那间想到：波里斯跑来救我，忘了带拐杖，急得心脏病发作。而且，即使他真的与这疯狂的强奸犯搏斗，结果也可想而知。想到这里，我便屈服了。我甚至还对这个畜生小声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出声。”

　　我就这样默默地忍受着，事情过去后我起身去了湖边，开始下水游泳。我尽力克制着没哭出来，不然波里斯会发觉。

　　“后来呢？”阿尔宾娜问，“你后来干吗？”

　　“后来？我给波里斯煮了粥，喂他吃了。”

　　“再后来呢？”阿尔宾娜坚持问。她坐在床上瞪着大眼睛盯着尼尔娅。“你知道那家伙住哪儿吧？”

　　“知道。”

　　“那这事就这么算了？”

　　“当然。这都是为了波里斯。”

　　“那你也没想到离开那个地方吗？”

　　“我不能离开。波里斯正在迅速康复，何况，我要去别的地方钱也不够用。”

　　“我认为这简直荒唐透顶。”阿尔宾娜说。

　　“我认为这是高尚的。”拉丽莎平静地反驳说。大家都同意拉丽莎的看法。

　　“我们何不在某天晚上专门谈谈女人的高尚行为，”爱玛提议道，“谈谈他们在生活中所表现出的勇气。”

　　“同意。”拉丽莎的回答代表了大家的心声。“不过，现在，你爱玛，得给我们讲个既定题材的故事。我们等着呢。”

　　戏剧导演爱玛讲的是她被非暴力强奸的经过。

　　这个故事说的是我为什么决定当导演，以及我是怎样成功的。

　　我从小就喜爱戏剧。你们不会忘记吧，第一天我没讲我的初恋，而讲的是一个艺术家爱上了我。这是因为我真正的初恋是戏剧。至今我也不肯用对戏剧的爱去换取别的爱。我可以背叛男人，但永远不会背叛戏剧。

　　我小时候就有表演天才，但很久以后才被注意：从１２岁开始我进了少年宫的戏剧班，而且一直担任主角，我很容易地进了戏剧学校，尽管竞争十分激列：每个名额都有百八十个候选人竞争。入学一年后，发生了我要给你们讲的这件事。

　　你们谁看过影片《来自森林的少女》？对，差不多都看过。

　　哎，你们认出我来了吗？我是不是变老了许多？对，我在这部片子中扮演娜塔莎，也就是守林人的女儿。我这就说说我是怎么争得这个角色的。电影厂的人来我们学院的戏剧系挑演员，而且挑的是主角。我是候选人之一。我们每个候选人都要表演个小品，还要用录相带录下来。导演审看了录相，然后选中了我和另一个姑娘，她是三年级的学生。显然她比我有更丰富的表演经验，但我长得更象那个角色。

　　导演盖克托。菲多谢夫让我俩通读剧本，以便能更好地进入角色，然后又让我们试了一次戏。在那之后他邀我去他的工作室谈了一次。终于精美的请柬送到了学院，我欢天喜地——我被选中了——或者说，我自认为被选中了。我梳妆打扮了一番，然后就去报到了。导演在他的工作室接待了我，把我捺在椅子上说：“噢，亲爱的，事情挺麻烦。你们俩都很好，我都喜欢，但你俩都缺少点角色所需要的东西——稍微缺少一点儿气质。”

　　于是他开始大谈什么是女性气质，如何获得这种气质，以及这种气质的缺乏何以能在哪怕是最普通的角色中表现出来。

　　你们大概已经猜着他的意思了吧？但当时我没马上明白，虽说那时我已经跟人睡过了。

　　但盖克托有病，他没完没了地给我讲这些话，直到最后我才明白了他的意思：要我当场把自己交给他，以证明我的气质。

　　知道了我已明白他的意思，他才开始相当平淡地说：“你要知道，我不打算强奸或强迫你。但如果你真想演这个角色，那么，这儿就是沙发，还有房门的钥匙。我不想催你，我只把这钥匙放在这桌子上。坐下想想吧。要是你决定了——就自个儿把门锁上。”

　　唉，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朋友们？影片你们已经看到了，因此你们知道我演了那个角色。而现在你们知道了我怎么得到的那个角色。在我开拍之后，一天我见到了我的手下败将。

　　她盯着我，嘲笑地说：“在戏剧界有个早已不新鲜的笑话：成功之路是通过导演的沙发。”

　　我这才知道那姑娘比我坚强，没有屈服。但我得到了那个角色。

　　在拍片子期间，导演再没找我的麻烦。实际上他有点性无能，弄一次就足够了。然而他具有强奸犯的变态心理。他老婆是个非常令人可怕的大屁股女人。她在制片厂的外号叫屁股女王。他早年的成功之路是上屁股女王的床——她是导演的女儿。所以，现在他拿年轻的女演员当作发泄的对象。

　　我发现拍这个片子很困难：我演的角色是英雄人物，但我又感觉自己是个妓女。这个主角真是得之不易。从此以后我下决心不再当演员，而要当导演。我如愿以偿了，这叫有失必有得……听完爱玛的故事女人们热烈评论起来，大家都说舞台生活并不象局外人看到的那样美好。同时，她们还讨论了那个男导演所说的“无意强奸或使用暴力”这句话。

　　“典型的男性逻辑。”拉丽莎评论道。“这就象奥尔佳遇到的强奸犯骂她是‘母狗’一样。”

　　到此大家都坦率地谈了自己的遭遇，只剩下爱丽什卡了。

　　女秘书爱丽什卡讲她如何避免了被强奸，还使对方受到了再教育。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事情发生在我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和瑟约什卡住在很高的楼层上。这座楼位于马斯科维奇大街的尽头，紧挨着“凿子”。怎么？你们不知道“凿子”？就是列宁格勒保卫者纪念碑。雕塑家倒是很著名，可他堆了一大堆东西，无人能分清头尾，只是挡住了整个街道，还称之为杰作。这还不算，在这一大堆东西的中间还竖着一个长长的花岗岩做的玩意儿，顶上削去一角。所以住我们这一带的人给它起了个绰号叫“凿子”。

　　在“凿子”前面的马路两边各有一幢二十层住宅楼，我和瑟约什卡就住在其中一幢的八层上。

　　有一天深夜，我下班回家上电梯时，一个小伙子也尾随进来。他马上按了二十二层的按钮，那是顶楼。我正要伸手去按八层按钮，没想到他抓住我的手不让我按：“跟我上去。”

　　“你要干什么？”

　　“你马上就会知道……”

　　仔细一看，他还是个毛头小伙子，但他却死死抓着我的手。我暗暗打定主意，要用我所有的女性机智来摆脱他。所以，我开始同他谈话：“象你这么漂亮的小伙儿，你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害臊。任何一个姑娘让你强奸了都会是一种幸福，而你却在这电梯上追求一个陌生妇女，拽她去顶楼。快乐——顶楼，那儿都是猫屎。”

　　“没有姑娘愿跟我好，所以你别花言巧语地哄我。”

　　“她们为什么不愿意？”

　　“因为我上职业学校，住集体宿舍，没有钱。”

　　“那怎么了？真正的爱情不是以金钱为基础的。天涯何处无芳草？”

　　这时电梯正过第八层。

　　“我还长了满脸疙瘩，什么样的姑娘愿意跟我？”

　　“那怎么了？不就是两个小粉刺嘛。但你的双眼给人印象很深刻。”

　　他的眼睛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充满了欲望、恐惧、好奇——我从未见过这么痴迷的眼睛。

　　“你瞎说。……”他让我恭维的有点难为情，手抓得我也不那么紧了。我试图用胳膊肘碰按钮板，希望能按住一个按钮。恰在这时，电梯到了二十二层停住了，门开了，那孩子企图硬拉我出去。

　　“等等。”我大声喊道。“我还没告诉你怎样去掉你脸上的粉刺。”与此同时我的腿抵住电梯的门框，不让他把我拉出去。

　　然后电梯门关上了，开始往下走——我用胳膊肘捺的按扭起了作用。“好了，”我对那孩子说：“现在放开吧。你的尝试失败了，有人在要电梯。”

　　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不得已放开了我，脸都吓白了。

　　“别害怕。”我告诉他，“我不会把你交给民兵，也不告诉别人。我可怜你，想想我说的话，你不该使用暴力，这是我作为一个女人跟你说的话。要是我没有丈夫，我会主动想办法与你约会。”

　　“真糟糕……”他咕浓着，把衣领拉起来遮住了脸。我不知道他是真感到羞愧了还是为失败感到沮丧。

　　电梯每层都停，因为所有的按钮都被我碰亮了。没等到八楼，我提前下了电梯，走到我住的那层：我不愿跟他呆在电梯里。

　　但事情并没完。有一天我跟丈夫乘地铁，在一个地铁站上遇到了那个小伙子——还挎着个姑娘。他认出了我，脸涨得通红。我用眼神指指那姑娘：好吗？他点点头：很好。然后他做了个友好的表示。他经过我们身边下车时冲我说：“对不起，请让一下。”

　　我们让他过去了，他望着我平静地说：“多谢。”

　　好象是在感谢我为他让了路，其实我知道他是在感谢我……我再也没见到过他。

　　爱丽什卡的故事使大家感到宽慰。她们同意明天讲与金钱有关的故事——金钱在生活中有多重要？接下来她们开始准备就寝，结束了《女人十日谈》的第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