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天 金钱
故事之一
生物学家拉丽莎讲述了五戈比铜币的故事。虽然五戈比买不了什么东西，但有时却是无价之宝。
我从未在金钱上遇到什么麻烦，２５岁研究生毕业后就找到了工作，搞科研而且薪水不低。我母亲是医生，父亲搞飞机场建造，后又搞太空站。不，不是贝库诺，他搞过一两个，不过这关系不大……有一天，我告诉父母说，我不想结婚，但想生个孩子自己过，他们听后受到很大打击，而且很长时间没缓过劲来。后来，他们对我的想法习以为常了，就张罗着为我买了一套一居室的单元房。我儿子大了还可以再换个两居室的。我已经开始攒钱了。我并不吝啬，但我承认，我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出国由国家拿钱，因为我们出国是为了科技交流；至于度假呢，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对金银首饰不感兴趣，我也不需要汽车——那太麻烦。所以，我的钱很多，我甚至还在银行存了一些，以防日后有难。但我最大的安全感在于我不依赖任何人。
不过，我生活中发生过一件事，我的命运曾系于五戈比上，当时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请求上帝赐于我五戈比，上帝居然给了。除了天意，无法解释这件事。
那时我还在读研究生。我修的是遗传学，这门学科过去被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妓女”，直到最近才算作“苏联生物学的先进领域”。遭迫害的遗传学家中那些还活着的已经平反，重返科学界并得以晋升。但并不都是如此。我听说，在拥有大量集中营的某加盟共和国，有个人就是一个“未返者”，他在那里的大学教生物学并从事遗传学研究，他的研究方向恰恰是我最感兴趣的：在妊娠初胎儿发育过程中预测基因畸变的可能性。我做出了不切实际的决定：请这个顽固老头做我的指导教师。人们都说不可能，因为老头在列宁格勒时是被同事出卖而被送进监狱的，所以他再也不回这个城市了，甚至当邀请他回来会见外国科学家时，他都拒绝了。
我给这位老人写了封信，没有回音。我又写了第二封，这次寄上了我的论文要点及已完成部分的复印件。我对他只有一个要求——允许我到他所在的边远地区去看他并同他交谈。
这次他同意了。我立即整装出发，充满激动、紧张之情，好像要会见的是初恋的情人。
他选择度晚年的地方，或者说别人在１９３７年为他选择的地方，竟是如此凄凉：列车窗外是泰加森林，无边无际的森林。每十公里左右就有一座集中营，大概是现代的罪犯集中营而不是政治集中营。上下车的人中有些形迹可疑，他们穿灰布工装，留短发。旅客们正在议论，说最近大赦了一批罪犯，大家应该小心自己的东西。我只有一个运动包和一个装钱及论文的小包，岂不很容易照看？但我未能看祝两个包都被人偷走了，钱、学生证、论文全丢了。火车就要到站，怎么办？我急得团团转，束手无策。幸喜护照和五卢布钞票还在上衣口袋里。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闯一闯，决不能空手而归。
下车后，我很快就在学校里找到了我的学术偶像，一个顽固的老头。我们就在课间站在走廊里聊了一会儿，他让我第二天上午十点到他的实验室去。
我一边离开学校，一边想着我此行的命运：在十分钟的交谈中没有看到他一点笑模样。
实际上，他怀疑我，很不情愿同意会见，起初他说就在走廊里谈谈算了，我坚持至少要谈一个半小时，他才同意了明天的会见。现在我发愁是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境。即使发电报，也不会有人给我寄论文复印件来，这意味着只能完全取决于我跟他谈的结果，而且还得假定谈话是严肃认真的。此外，还有令人忧虑的生活问题：我怎么回家，怎么找回失窃的学生证，怎么用这仅有的五卢布维持生活？
我找到车站派出所，告诉他们我坐的是哪次车，哪节车厢，还给他们看了火车票。我告诉他们，一旦发现我的论文和证件就立即还给我：有时小偷只要钱而把这些东西随手扔掉。
他们答应了，而且应该提一下，两个星期后他们真的把我的论文和证件给我寄到了列宁格勒。小偷把它们恰好丢在我坐的那节车厢的门口，要是当时想到问一下列车员，我就不会两手空空地去见老头了。
我到邮局给我父母发了封电报，让他们尽快给我寄些钱来，然后我就去了旅馆。我在普通客房租了个一卢布半的床位，而且还得预付款。一间房里住了六个陌生女人，我还得集中精力准备明天的会见。怎么办？我出去在街上转了一个半小时左右。感到很冷，于是我去一家咖啡馆取暖，要了杯咖啡和一块蛋糕，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女招待开始以不满的眼光看我，我只好又要了点别的。然后我去电影院看了部侦探片，看电影时，我实际上还是在想自己的事。我再也无钱去别的地方了，所以我用最后一点钱买了包香烟就回旅馆了。我早早地上床，却难以入睡，翻来覆去，一直到快天亮时才睡着。结果我第二天早上起晚了——你们知道，我没有闹钟。九点半我才醒来。而到学校有半小时的路程。因为昨晚钱都花光了，我连坐公共汽车所需的五戈比硬币都没有。天啊，怎么办？我爬起来，简单梳洗了一下，但感到十分绝望：这是怎么回事埃我冲到了街上，去学校的汽车站就在旅馆旁边，汽车正要开动。好像被什么东西猛推了一下，当车门正要关上时我飞身跨了进去。哎呀，我想，我可是第一次坐车想不买票。
我坐在那儿，哪儿也不看，心里十分紧张、害怕。突然，在学校附近的一站，我看见老头儿正从前门上车。他像木桩子一样站得笔直，在晨光中，他的脸显得灰白，而且很严肃，眼睛毫无生气。他上车后坐在前面的座位上，脸朝我，但没看见我，因我坐在车的另一头。
我坐在那儿，想着是否要走过去，我决定不用过去，因为他没注意我。我最好还是遵守协议，到他的办公室再跟他谈。
可怕的是，同老头儿一起上车的还有个检票员，一个泼妇样的女人，而且，她已开始查票。灾难终于来临。我坐在那儿，感到惶恐不安，孤立无援。我真傻。我昨天为什么连一枚五戈比硬币都不留？没有论文，没有工作证，什么都没有——检票员甚至会因我没票而把我抓起来……我感到眼泪随时都会夺眶而出，我唯一能控制住自己的理由就是意识到眼泪也解决不了问题。检票员离我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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