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的森林(ノルウェイの森)

第七章

　　第二天星期四，上午有体育课。我在长５０米的游泳池中游了几个来回。由于剧烈运动的关系，心情多少变得开朗些了，食欲也增加了。我在专售套餐的店里饱饱吃了一顿午饭，然后往文学院图书室走去，准备查点资料。路上不意碰到了小林绿子。她和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女孩一起走路，瞥见我，便独自朝我走来。
　　“去哪儿？”她问我。
　　“图书室。”我说。
　　“别去那种地方，和我一同吃午饭去如何？”
　　“刚吃过。”
　　“那有什么，再吃一次就是。”
　　最终，我还是和绿子走进附近一家饮食店。她吃咖喱饭，我喝咖啡。她身穿白衬衣，外面套一件编有小鱼图案的黄毛线背心，挂一条细细的金项链，戴一块迪斯尼手表。她狼吞虎咽地吃完咖喱饭，一口气干了三杯白开水。
　　“一直不在这边吧？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小林说。
　　“有什么事？”
　　“事倒没有，只是打个电话。”
　　“噢——”
　　“这‘噢——’是什么，到底？”
　　“也不是非是什么不可，一种回答方式罢了。”我说，“怎样，这几天可又失火了？”
　　“唔，那次好玩极了。没发生多大伤亡，烟倒是铺天盖地冒得可观，太有现实性了，真叫人开心。”说罢，绿子又咕嘟咕嘟大喝其水，然后透过一口气，定定地注视我的脸。“咦，渡边君，怎么搞的？表情好像有点发呆，眼珠也聚不起光来。”
　　“刚旅行回来，有点累。其实没什么。”
　　“瞧你那脸，活像见过幽灵了。”
　　“噢——”
　　“嗳，渡边君，下午有课？”
　　“德语、宗教学。”
　　“不能逃课？”
　　“德语不成，今天考试。”
　　“几点完？”
　　“两点。”
　　“那，完了一起上街喝酒好不？”
　　“下午两点就喝？”我问。
　　“偶一为之嘛。你那样半死不活的，一块儿喝酒提提神；再说我也想借同你喝酒振作一下。嗯，没问题吧？”
　　“好吧，那就去喝。”我叹口气说，“两点在文学院前的院子里等你。”
　　德语课一结束，我们就乘上公共汽车来到新宿，钻进纪伊国屋书店后面的地下爵士乐酒吧间，各自喝了两杯伏特加。
　　“我常来这里。这里即使白天喝酒，也觉得心安理得。”
　　“大白天就那么喝？”
　　“偶尔的。”绿子哗哗啦啦地摇着杯里剩的冰块。
　　“每当社会叫我不快，就来这儿喝伏特加。”
　　“社会叫你不快？”
　　“偶尔的。”绿子说，
　　“我自身也问题蛮多哩。”
　　“举例说？”
　　“家里、恋人、月经不调——多着呢！”
　　“再来一杯？”
　　“那自然。”
　　我扬手叫来男侍，又要了两杯伏特加。
　　“咦，上次那个星期日你吻我了吧？”绿子说，“我左思右想，还是认为那很好，好极了。”
　　“那就好了。”
　　“‘那就好了’，”绿子又学舌起来，“你这人，说话的方式真是古怪。”
　　“是吗？”我说。
　　“是不是先不管。当时，我这么想来着：假如这是生来同男孩子的第一个吻，那该有多棒！假如可以重新安排人生的顺序，我一定把它排为初吻。绝对。之后就这样想着度过余下的人生：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晾衣台上吻过的那个叫渡边的男孩如今怎么样了呢？在这５８岁的今天。如何，你不觉得棒极了？”
　　“是很棒吧。”我边剥开心果边说。
　　“我说，你干吗老那么呆愣愣的，再问你一次。”
　　“大概是不能适应这个世界吧。”我沉吟一下说，“总觉得这并不像是现实中的世界，男男女女也罢，周围景致也罢，都似乎脱离了现实。”
　　绿子一只胳膊拄在台面上，看着我的脸说：“吉姆·莫里森的歌里好像有这么一句。”
　　“People are strange when you are a stranger．”
　　“对。”绿子说。
　　“对。”我也应道。
　　“同我一起去乌拉圭算了。”绿子依然一只胳膊拄着台面说，“什么恋人呀，家呀，大学呀，统统抛开不管。”
　　“那也不坏嘛。”我笑道。
　　“摆脱一切纠缠，跑到一个没有任何熟人的地方去——你不认为这样好得很？我可总是跃跃欲试。所以，要是你一下子把我领去遥远的地方，我保准为你生一大堆牛犊子那么大个儿的壮娃娃，大家一块儿无忧无虑地过活，抱在地上打滚，唧里咕噜的。”
　　我笑了笑，端起第三杯伏特加一饮而尽。
　　“你还不大想要牛犊子那么大个儿的壮娃娃吧？”绿子问。
　　“兴趣倒是极浓的，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模样。”我说。
　　“无所谓，不想要也无所谓。”绿子边吃开心果边说，“我这人也怪，下午一喝起酒来就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说什么要抛开一切一走了之。就算跑到乌拉圭去，恐怕除了臭驴粪还是臭驴粪。”
　　“呃，或许。”
　　“到处都是臭驴粪，留在这里也罢，去那地方也罢，整个世界就是臭驴粪。喏，这硬的给你。”绿子递给我一个壳更硬的开心果。我费好大劲才剥开皮。“不过，上次那个星期天，实在太让我开心了。和你两人在晾衣台上看火灾，喝酒，唱歌。的的确确好久都没那么开心过了。哼，别人总是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一见面就叫我要这样不要那样。起码你什么也没强加于我。”
　　“大概对你的了解还没达到要强加什么的程度。”
　　“那么说，如果再多一些了解，你也要这个那个强加于我喽？和别人同样？”
　　“那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吧。”我说，“现实世界里，很多方面人们都在互相强加，以邻为壑，否则就活不下去。”
　　“但我觉得你不会那样，这我看得出来。在强加于人和被人强加这点上，我还算是个小小的权威。你不属于那种类型，所以同你在一起才心里安然。嗳，你知道么，世上喜欢强加于人或被人强加的人还有相当一大批哩！他们为此争吵不休、相互扯皮，并且乐此不疲。可我就是不喜欢，除非非那样不可。”
　　“你强加给人什么或别人强加给你什么了，你？”
　　绿子把冰块放进口里，含了一会说：
　　“你想进一步了解我？”
　　“有兴趣，多多少少。”
　　“咦，我在问你是不是‘想进一步了解我’。那么回答你不认为太冷酷了？”
　　“是想进一步了解你。”我说。
　　“当真？”
　　“当真。”
　　“即使我不愿理解你？”
　　“那么不近人情？”
　　“在某种意义上。”说着，绿子皱起眉头，“再来一杯。”
　　我叫过男侍，让他拿第四杯来。等酒的时间里，绿子臂肘拄着桌面，支颐凝坐。我默默听着塞罗尼亚斯·蒙克弹的《金银花》。店里有五六个客人，但喝酒的只我们俩。咖啡沁人心脾的香气，在午后幽暗的店里酿出亲密融洽的气氛。
　　“这个星期天，你有空？”绿子问我。
　　“以前也说过，星期日总是闲着没事，除了６点钟要去打工。”
　　“那，这个星期天能陪陪我？”
　　“好的。”
　　“星期天早上去宿舍接你，时间倒说不准。可以么？”
　　“可以，完全可以。”
　　“嗳，渡边君，可晓得我现在想干什么？”
　　“这——想象不出。”
　　“想躺在一张大大的、软绵绵的床上，首先。”绿子说，“喝得大醉，而且醉得舒舒服服，即使周围有臭驴粪也毫无关系。身旁有你躺着，你一点一点脱我的衣服，轻手轻脚地，就像母亲给婴儿脱衣服一样小心翼翼。”
　　“唔。”
　　“脱到中间我还觉得怪舒服的，迷迷糊糊地不动。但我突然清醒过来，叫道，‘不行，渡边君！’我说，‘我是喜欢你，可我另有相好的人，万万使不得，这方面我还相当保守。快别那样，求求你。’可你偏偏不听。”
　　“听的呀，我。”
　　“知道。这是幻想场面，让我继续下去。”绿子说，“接着，你把那家伙亮出来，那个气势汹汹的家伙。我马上闭起眼睛，但还是瞥了一眼，并且说：‘不行，真的不行，那么大那么硬，怎么也进不去的。”’
　　“不怎么大的呀，一般。”
　　“行了，你。幻想嘛！那一来，你显得十分沮丧。我看你太可怜了，只好慰劳一下说，‘好好，瞧你那馋样儿。’”
　　“这就是你现在想做的？”
　　“是啊。”
　　“得，得。”我说。
　　总共喝罢五杯，我们才起身。我刚要付款，绿子“啪”的一声把我的手拨开，自己从钱包里抽出一张没打褶的万元钞票递了出去。
　　“算啦，你那钱是汗水钱，再说又是我拉你来的。”绿子说，“当然喽，如果你是铁杆法西斯，不乐意被女人请酒，倒另当别论。”
　　“哪里，我没不乐意啊。”
　　“况且又没让你进去。”
　　绿子有点醉，踩空了一级楼梯，两人险些滚到楼下去。走出店门，原先隐约遮蔽天空的云层尽皆散去，薄暮的阳光温和地倾泻在街头。我和绿子在街上东摇西晃逛了一会。绿子说想爬树，不巧新宿没有可爬的树，御苑已经关门了。
　　“遗憾呐，我顶喜欢爬树的。”绿子说。
　　我和绿子一路逛着商店。同刚才相比，街头光景似乎没那么不自然了。
　　“见到你，我觉得多少适应了这个世界。”我说。
　　绿子立定脚，细细看着我的眼睛，说：“真的，眼睛的焦点是好像比刚才稳定了。喏，和我交往收获不小吧？”
　　“的确。”我说。
　　５点半，绿子说得赶回家做饭，我要坐车回宿舍。于是我把她送到新宿站，在那里道别。
　　“嗳，猜我现在想做什么？”临分手时绿子问道。
　　“猜不出来，你想的事。”我说。
　　“想我俩被海盗抓住，被他们浑身扒光，五花大绑地脸对脸捆在一起”
　　“何苦搞这名堂？”
　　“变态海盗呀，那是。”
　　“我看你倒像变态得可以。”
　　“一小时后把你们扔进大海。扔之前让你们单独呆在船舱里好好受用，海盗说。”
　　“往下呢？”
　　“咱俩尽情受用一小时呀，在地上滚来滚去，浑身扭动。”
　　“这就是你现在最想做的？”
　　“嗯。”
　　“得，得。”我摇摇头。
　　星期日早上９点半，绿子来接我。我刚睁开眼睛，脸还没洗，只听有人“咚咚”敲门吼道：“喂渡边，有女人找你！”我跑下门厅，只见绿子穿一条短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牛仔裙，跷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还正在打哈欠。去吃早饭的一帮人路过时，全都左一眼右一眼打量她那苗条而光洁的双腿。她的腿也确实十分诱人。
　　“太早了吧，我？”绿子说，“渡边君，看样子刚刚起床？”
　　“就去洗脸刮胡子，能等１５分钟？”我说。
　　“等倒可以，问题是他们总是贼溜溜地往我腿上盯着看。”
　　“那还用说！在男宿舍里穿那么短的裙子，人家肯定看的嘛。”
　　“不过没关系，今天的内裤可爱得不得了。粉红色的，还镶有漂亮的花边，一飘一飘的。”
　　“那就更招惹是非。”我叹口气。随即返回房间，迅速洗把脸，刮去胡子，找出一件灰色粗花呢上衣，套在蓝衬衣外面。下得楼，领绿子走出宿舍大门。我冷汗都出来了。
　　“咦，这里的人莫非全都自己作乐不成？一下一下的？”绿子扬头看着宿舍楼说。
　　“差不多吧。”
　　“男人们一边想着女孩儿一边搞那个？”
　　“基本上。”我说，“总不至于有一边想什么股票行情、什么活用动词、什么苏伊士运河，一边手淫的男人吧。一般来说，恐怕还是边想女孩儿边搞的。”
　　“苏伊士运河？”
　　“比方说。”
　　“就是说想的是特定女孩儿？”
　　“我说，这个你问你男朋友去好不好？”我说，“我干吗星期天一大早就非得给你一五一十介绍这个不可？”
　　“只是想知道一下么！”绿子说，“何况问他这个他肯定大发雷霆的，说女人不可以对这种事刨根问底。”
　　“言之有理。”
　　“可是想知道呀，我。纯属好奇心。告诉我，手淫时想的是特定的女孩子？”
　　“是的，至少我是这样，别人如何不大清楚。”我无可奈何地回答。
　　“可想着我搞过？老实交待，我不生气。”
　　“没有过，说实话。”我如实答道。
　　“为什么？莫非我缺少魅力？”
　　“不然。你有魅力，又可爱，富于挑逗性的样子也绝对合适。”
　　“那为什么没想我？”
　　“首先我把你当朋友，不想你卷到里边去；第二……”
　　“因为另有供你想的人？”
　　“也可以那样理解。”我说。
　　“在这种事上你倒也满守礼节。”绿子说，“我，喜欢你这点。不过，能不能叫我也扮演一次？哪怕一次也好。就是进到性的幻想或妄想之中。我很想出场试试，我们是朋友，所以才求你。这事不好求别人——总不能开口说今晚手淫时想着我点儿吧？正因为把你当作朋友才求的。事后把结果告诉我，例如都做了哪些。”
　　我叹息一声。
　　“不过进去可不成哟！我们毕竟是朋友，嗯？只要不进去，其他随你便，怎么想都行。”
　　“行不行呢……居然还有限制，这可没尝试过。”我说。
　　“能想我一次？”
　　“想就是喽。”
　　“我说，渡边君，你别认为我这是淫乱啦性饥渴啦勾引什么的，别那样认为，我仅仅是对此深感兴趣，急于想知道罢了。我不是一直在女校的女孩子当中长大的吗？因此十分想知道男人在考虑什么，身体结构是什么样子。妇女杂志的附录上面写的，和这不是一码事。我只是作为一种case study。”
　　“case study？”我绝望地低声重复。
　　“有很多事我都想知道，想试一试，可每当这时候他都沉下脸发脾气，说我淫乱，神经不正常，连爱抚那里一下都不让，本来我想充分研究研究来着。”
　　“唔。”
　　“你讨厌那个？”
　　“不，不算讨厌。”
　　“相对来说是喜欢喽？”
　　“相对来说是喜欢。”我说，“不过，这话下次再说可好？今天这个周日早上多叫人心情舒畅，不想谈什么手淫把这大好时光糟蹋掉。谈点别的吧，你那位是我们大学的？”
　　“哪——里。其他大学，还用说。我们是在高中课外活动中相识的。我在女校，他在男校。不是经常有合作演奏会什么的么？就是这种活动。确立恋爱关系倒是在高中毕业以后。嗳，渡边君？”
　　“嗯？”
　　“真的想我一次好么，就一次？”
　　“试试吧，下次。”我走投无路，只好应允。
　　我们从车站乘电车来到御茶水。我没吃早餐，在新宿站换车时在站台售货亭买了一个薄薄的三明治，喝了一罐咖啡，咖啡居然一股报纸油墨味儿。周日上午的电车里，挤满合家外出的人和成双成对的情侣。一群身穿制服的小男孩手拿球拍在车厢里往来追逐。穿短裙的女孩儿车内倒是有几个，但短到绿子那种地步却是一个也没发现。绿子不时往下一顿一顿地拉拽裙角。好几个男人的目光在她大腿上溜来溜去，弄得我心神不定，但她本人却似乎不大在乎。
　　“喂，猜我现在最想做什么？”车到市谷一带时绿子小声说。
　　“猜不着。”我说，“求求你了，别在电车里说那种话，给人家听见多不好。”
　　“可惜呀，相当厉害咧，这回。”绿子果真不胜惋惜地说。
　　“对了，御茶水可有什么事？”
　　“跟我来就是，跟我来就明白了。”
　　星期天的御茶水，到处挤满参加模拟考试或预科讲习班的中学生。绿子左手攥紧挎包带，右手拉起我，游刃有余地从拥挤的学生堆里穿过。
　　“渡边君，你能够完整地解释出英语现在假定形和过去假定形的区别？”绿子突发奇想。
　　“我想没问题。”
　　“那我问你一句，这东西在日常生活中有何用处？”
　　“日常生活中有何用处倒谈不上多少。”我说，“不过我想，与其说具体有何用处，莫如说它是一种训练，训练我们更加系统地把握事物。”
　　绿子认真地沉思良久。“你这人不简单。”她开口道，“以前我根本没想到这点。什么假定形微积分化学符号，我统统认定它们毫无用场，一直没放在心上，嫌罗嗦。这种生活态度难道有什么不妥？”
　　“没放在心上？”
　　“嗯，是啊。那玩艺儿，我权当它们根本不存在。就连正弦余弦我都一无所知。”
　　“那也居然高中毕业进大学来了？”我不禁愕然。
　　“你真是榆木疙瘩脑袋。”绿子说，“只要直感好，即使不学无术也能考上大学。我在直感上可谓出类拔萃，不是叫三个之中选一个正确的吗，我就灵机一动，百发百中。”
　　“我没有你那么好的直感，就要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系统考虑事物的方法，就像乌鸦往大树洞里贮存玻璃片一样。”
　　“那又有何用处？”
　　“怎么说呢，”我答道，“会使某些事情做得顺利吧！”
　　“举例说？”
　　“形而上学式的思考，几种外国语的掌握。”
　　“那又有何用处？”
　　“因人而异。有的人有用处，有的人没用处。说到底，它是一种训练，有用处与否倒是次要问题，这点刚才就已说过。”
　　“呃——”绿子似乎心悦诚服，撒开我的手，继续沿坡路往下走，“你很擅长向别人解释什么。”
　　“是吗？”
　　“是的。这以前我向很多人问过英语假定形有何用处，但没一人阐述得如此头头是道，英语老师都在内。每次给我一问，那些人不是瞠目结舌就是恼羞成怒，再不就不屑一顾，谁也不好好教我。要是当时有人像你解释得这么透彻，说不定我也会对假定形发生兴趣。”
　　“唔。”
　　“你读过《资本论》？”绿子问。
　　“读过，当然不是全部，和大多数人一样。”
　　“理解得了？”
　　“有理解得了的，也有理解不了的，要想真正读懂《资本论》，必须掌握与之相关的系统思维方式。当然，对于整体上的马克思主义，我想我还是基本可以理解的。”
　　“没有读过这方面书的新大学生，读《资本论》也能融会贯通？”
　　“那怕不大容易吧。”我说。
　　“跟你说，我刚进大学的时候，参加了民歌方面的课余活动小组，很想唱歌来着。不料凑在那里的，尽是些道貌岸然招摇撞骗的坏家伙，现在想起来都直起鸡皮疙瘩。刚一进去，就叫读马克思，喝令从第几页读到第几页。还有演讲，说什么民歌必然同社会同经济基础息息相关……没法儿，一回家我就玩命地读。可就是全然不知所云，比假定形还难，读不到三页就扔开了。这样，下周聚会时我就说：读了，但什么也没读懂，是的。结果怎么着，打那以后奚落呀嘲弄呀都来了。什么没有问题意识啦缺乏社会性啦。开哪家的玩笑！我不过说了句读不懂那些文字罢了。你说可恶不？”
　　“唔。”
　　“讨论的时候就更加不可一世。一个个无不摆出无所不通的架势，玩弄一大堆玄而又玄的词句。我莫名其妙，就接连发问说：‘帝国主义剥削是怎么回事？同东印度公司有什么关系？’‘粉碎产学协同体是不是必须走出大学去公司工作？’可是谁也不做解释。不仅不解释，还煞有介事地大发脾气。那情形，你能信？”
　　“能信。”
　　“说我连这个都不懂是干什么吃的，‘你一天天活着都想什么来着！’这就完了。岂有此理！是的，我脑袋是不好使，普通小民嘛！可支撑这世界的不就是小民吗？被剥削的不也是小民吗？口口声声兜售一大堆小民们不知所云的话，那算什么革命，算什么社会变革！我也不是不想让世界变好！要是有谁真的受剥削，我也不想让他逆来顺受嘛！所以我才提问，是不是？”
　　“倒也是。”
　　“那时我就想来着，这些家伙全是江湖骗子，自呜得意地炫耀几句高深莫测的牛皮大话，博取新入学女孩儿的好感，随后就把手插到人家裙子里去——想的全是这玩艺儿，那号人。一上四年级，就赶紧把头发剪短，忙不迭地钻到什么三菱商社、什么东京广播局、什么ＩＢＭ公司、什么富士银行找份差事，讨一个压根儿没读过马克思的老婆，挖空心思给孩子取个玄而又玄的名字。至于粉碎产学协同体，简直笑掉眼泪。那些新生也恬不知耻，本来狗屁不懂，却装出大彻大悟的样子，低三下四。事后还居然开导我说：‘你真傻，不懂也说懂不就得了。’喂喂，还有更伤脑筋的呢，你听不听？”
　　“听听。”
　　“一天，要去参加一个夜间政治集会。叫我们女孩儿每人各做二十个饭团，带去当夜宵。开玩笑，这岂不是彻头彻尾的性别歧视？不过转念一想，总兴风作浪也不太好，我也一声没吭地乖乖做了二十个，每个都放了酸梅干，用海苔包好。结果你猜怎么着，说什么小林的饭团里只有酸梅干，连菜都没放，而其他女孩儿都放有鲑鱼或咸明太鱼子，还有放煎蛋的。气得我愣张着大嘴说不出话来。这伙一口一个革命的家伙干吗为夜宵饭团这芝麻粒小事大声起哄？挑肥拣瘦？外面包海苔里面有酸梅干，不挺高级的吗？想想印度儿童去好了！”
　　我笑道：“那，民歌小组怎么办了？”
　　“６月份退出了。头都气炸了。”绿子说，“不过，这所大学的男男女女差不多全都是江湖骗子，都生怕自己不学无术的真面目被人看穿，惶惶不可终日。于是就都看同样的书，喷吐同样的话，都听约翰·科尔德林，看帕佐里尼的电影，还觉得津津有味。这能算得上革命？”
　　“这——怎么说呢？我又没亲自目睹过革命，无可奉告。”
　　“假如这也算是革命，我才不希罕什么革命！我肯定因为只往饭团里放酸梅干而被拉去枪毙。你也定然同样下场——由于能彻底弄懂假定形的缘故。”
　　“有可能。”
　　“哼，我早看透了：我是平头百姓，革命发生也罢不发生也罢，平头百姓还不同样只能在窝窝囊囊的地方委屈求生！何谓革命，无非更换一下政府名称。可那些人根本不懂得这点，那些卖弄陈词滥调的家伙。你可见过税务员？”
　　“没有。”
　　“我不知见过多少次。横冲直闯地跑到我家大吼大叫：什么呐，这账簿？你们做的什么混账买卖！这就是经费？把收据拿出来，收据！吓得我们缩在墙角里大气不敢出，到吃饭时候，还要献上特级寿司。其实，我爸爸一次都没逃税漏税，真的。他就是那样的人，古板得很。尽管这样，税务员还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收入是不是太少了等等。笑话，收入少不是因为赚得不多吗！我听了，心里憋屈得要死。恨不得朝他们发一顿脾气，叫他们找有钱人算账去。喂喂，你以为革命爆发后税务员的态度会改变？”
　　“极可怀疑。”
　　“既然那样，我才不信什么革命哩！我只信爱情。”
　　“好！”我说。
　　“好！”绿子异口同声。
　　“我们往哪边走呢，这是？”我问。
　　“医院呗。我爸爸住院，今天该我陪伴一天，轮到我了。”
　　“你爸爸？”我吃一惊，“你爸爸不是去乌拉圭了么？”
　　“骗你的，那是。”绿子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很早以前他就吵着要去乌拉圭，哪里去得成。说实在的，连东京以外的地方都没去过几处。”
　　“病情如何？”
　　“说痛快点，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不再做声，默默移着脚步。
　　“这个瞒不过我，因为和妈得同一种病，脑肿瘤。你能信？我妈妈因这种病刚死两年，这回又找到我爸爸头上。”
　　大学附属医院里边，也是由于星期日的关系，到处挤满探病的人和轻患者，混乱不堪；而且充溢着显然是医院特有的气味儿。消毒药味儿、探病花束味儿、小便味儿、被褥味儿混在一起，把医院整个笼罩其中，护士踏着咯噔咯噔的脚步声在里面走来走去。
　　绿子父亲住的是两人一间的房间，他躺在外面那张床上。躺着的姿势，不禁使人想起身负重伤的小动物。他侧着脸，瘫痪般地躺在那里，打点滴的左臂软绵绵地探出，身子纹丝不动。给人的印象是：他本来就长得又瘦又小，而这以后似乎还要更加瘦小下去。头上缠着白绷带，苍白的胳膊上布满注射或打点滴的点点遗痕。他眼睛半睁半闭，茫然注视着空间的某一点。我进去时，他略微转动一下布满血丝的眼，看着我们。大约看了１０秒钟，便收回极其微弱的视线，重新盯视空间中的一点。
　　一看那眼睛，便可知道他已不久人世。从他身上，几乎看不到生命力的跃动，有的不过是垂危生命的蛛丝马迹而已，就像一座破旧的房屋——一座搬出所有家具、卸下所有拉门隔扇而只等拆毁的房屋。干裂的嘴唇四周，乱糟糟地生着杂草样的胡子。我不由纳闷，生命力枯竭到如此地步的人居然会生出这等繁茂的胡须。
　　绿子对躺在靠窗那张床上的微胖的中年男子道了声“您好”。对方仿佛已口齿不灵，只是微笑着点下头，然后咳嗽了两三声，拿起枕边的水杯喝了一口，磨磨蹭蹭地翻过身子，眼望窗外。窗外只有电线和电线杆，此外一无所见，连云影都没有。
　　“怎么样，爸爸，精神好些？”绿子对着她父亲的耳穴说道，简直像是在试麦克风。“怎么样，今天？”
　　她父亲哆哆嗦嗦动了动嘴唇，说“不大好”。那其实不是说，而似乎是在把喉头深处的干空气勉强换成语言。“头。”他说。
　　“头痛？”绿子问。
　　“嗯。”父亲应道。看来很难一连吐出四个音节。
　　“那也是没办法的。刚动过手术，肯定痛的。知道你不好受，还是得忍一忍才行。”绿子说，“这是渡边君，我的朋友。”
　　我说了句“打扰了”。这位父亲半张了下嘴，随即又合上了。
　　“坐呀。”绿子指着床腿旁一把圆塑料椅说。我便顺从地弯腰坐下。绿子给父亲喝了一点壶里的水，问道要不要吃水果或果子冻。父亲说不要。绿子说还是要吃点才是。“吃了。”他回答。
　　床头有个床头柜样的小桌，上面放着水壶、水杯、碟和小钟。绿子从桌下一个大纸袋里掏出替换的睡衣、内衣和一些零碎物品，整理一番，放入门旁的贮物柜里。纸袋最底层装有给病人准备的食物：葡萄柚两个，果子冻和三根黄瓜。
　　“黄瓜？”绿子吃惊地失声叫道，“这里怎么冒出黄瓜来了？姐姐这人想什么来着？活见鬼！本来电话里交待得清清楚楚，根本没让她买什么黄瓜，真是。”
　　“是不是把猕猴桃听错了。”我说。
　　绿子“啪”一声打个响指。“不错，我是叫她买猕猴桃了，是的。可她稍动脑一想不就明白了：病人哪里能啃生黄瓜！爸，吃黄瓜？”
　　“不要。”父亲说。
　　绿子在枕边坐下对她父亲絮絮地说了好多事：电视图像不清请人修理啦，高井户伯母两三天来看望一次啦，药店的宫胁骑自行车摔个跟斗啦，不一而足。对这些，父亲只是“唔，唔”作答。
　　“真的不想吃点什么，爸？”
　　“不想。”父亲回答。
　　“渡边君，你不吃葡萄柚？”
　　“不吃。”我也同样应道。
　　过不一会，绿子把我拉去电视室，坐在沙发上吸了支烟。电视室里，三个穿睡衣的病人同样一边在喷云吐雾，一边看一个什么政治讨论会的节目。
　　“嗳，那边那个拄松木拐杖的老头儿，我们一进来就鬼鬼祟祟地往我腿上看，就那个穿蓝衣戴眼镜的老头儿。”绿子不无陶醉地说。
　　“当然要看，穿那样的裙子谁都得看。”
　　“不过也蛮好嘛，反正大伙都无聊至极，偶尔欣赏一下年轻姑娘的腿调剂调剂也好。兴奋起来促进康复也未可知。”
　　“但愿别适得其反。”我说。
　　绿子望了半天烟头上笔直升起的烟。
　　“提起我爸爸，”绿子说，“他那人，人并不坏。有时说话挺气人，但至少秉性耿直，一个心眼地爱我妈。而且他也在尽他的努力来生活。性格是多少有软弱的地方，又没有经商手腕，也没有人缘，但同周围那些满嘴谎言、投机钻营、耍小聪明的家伙们比起来，不知要地道多少倍。我这人也是说起话来就没完的性子，和他动不动就吵嘴，但他人并不坏。”
　　绿子就像拾起掉在路上的一件什么东西似的抓起我的手，放在自己膝盖上。手一半在裙子上，一半贴着她的大腿。她望了一会我的脸，说：
　　“渡边君，这地方不好——能再多陪陪我？”
　　“５点以前没问题，奉陪就是。”我说，“和你在一起挺有意思的。况且我又没事可干。”
　　“星期天一般都干什么？”
　　“洗衣服。”我说，“再熨好。”
　　“渡边君，你不大乐意向我谈那个女人的事吧？你结交的那个人。”
　　“是啊，是不大想谈。就是说很复杂，不容易说明白。”
　　“没什么，不说也无所谓。”绿子说，“不过说一下我想象的总可以吧？”
　　“只管说。你想象的东西怕是很逗儿，我洗耳恭听。”
　　“我想，你交往的肯定是人家的老婆。”
　　“唔。”
　　“是位大亨的太太，漂亮，三十二三岁，身穿毛皮大衣、查尔斯·约尔旦皮鞋、丝绸内衣，而且性需求简直如狼似虎，干起来花样层出不穷。平日一到下午，就和你大动干戈。但星期天丈夫在家，所以不能会你。对不？”
　　“你倒真会想。”我说。
　　“肯定叫你把她身体绑上，蒙住眼睛，把整个身子上上下下全舔一遍。接着，对了，叫你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塞进去，活像特技表演，再用立拍立现的照相机把那场景拍下来。”
　　“有趣有趣。”
　　“由于欲火中烧，自然大凡能干的一律不放过。她每天每日为此绞尽脑汁，反正有的是时间，下次渡边来的时候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想个没完。结果刚一上床，就急不可耐地摆出花样翻新的体位，一连三次冲上顶峰。然后对你这样说：‘如何，我这身子够味儿吧？年轻女孩儿根本满足不了你的。喏，年轻女孩儿能这样侍候你？怎样？兴奋不？哎呀不好，又要出来了……’”
　　“你看色情电影看得太多了吧？”我笑道。
　　“怕是那样。”绿子说，“不过我顶喜欢色情电影，下回不一起去看一场？”
　　“可以。你有空时一块儿去好了。”
　　“当真？高兴死了。看那种变态的去——用鞭子劈里啪啦地抽完，让女孩儿当众撒尿。我最中意这一手。”
　　“好好”
　　“嗳，渡边君，你知道在色情影院里我最喜欢的是什么？”
　　“这——想不出来。”
　　“告诉你，一出现那种场面，就听见周围人‘咕噜’咽唾液的声音。”绿子说，“那‘咕噜’最叫人喜欢，我觉得。可爱得不得了。”
　　回到病房，绿子又向父亲天南海北絮絮不止，父亲或“啊”或“唔”地应和着，不然就缄口不语。１１点时，邻床男子的太太来了，给丈夫换睡衣、削水果皮。这圆脸太太看来人很随和，同绿子这个那个地闲话家常。护士进来，换上一瓶新点滴，同绿子和邻床太太交谈几句，便走开了。这时间里我无所事事，呆呆地四下打量病房，或看窗外的电线。电线上不时有麻雀飞来歇脚。绿子则向父亲搭话，给他擦汗、取痰，同旁边的太太和护士交谈，还找些话跟我说，不时看看点滴状况。
　　１１点半，医生进来查房，我和绿子到走廊等候。医生一出来，绿子便问：
　　“大夫先生，情况怎么样？”
　　“手术刚完不久，正采取止痛措施，身体消耗得相当厉害。”医生说，“不经过两三天时间，我也弄不清手术结果。顺利的话就顺利，若不顺利到那时候再想办法。”
　　“不至于还打开脑袋吧？”
　　“这也只能到时候再说。”医生回答，“喂，今天怎么穿这么短的裙子？”
　　“好看吧？”
　　“可上楼梯怎么办，这？”医生问道。
　　“不怎么办呐，亮相就是。”后面的护士吃吃直笑。
　　“我说你呀，过几天最好来住院打开脑袋看看。”医生惊讶地说，“另外，在医院里尽量乘电梯，我可不愿再增加病人，现在都已忙得不亦乐乎。”
　　查完房后不多会儿，到了开饭时间。护士推着装饭菜的小车逐个病房分发。绿子父亲那份，是肉汁汤、水果、煮得很软的去骨鱼肉和捣成果酱状的蔬菜。绿子把父亲仰面放平，转动脚端的手柄，把床头升起，用汤匙喂汤。父亲喝了五六口，便侧过脸说“不要了”。
　　“这点都吃不完怎么行啊，你？”
　　“过会儿。”父亲说。
　　“这哪成，不好好吃东西，哪里能有精神。”绿子说，“小便还不要紧？”
　　父亲“啊”了一声。
　　“渡边君，我们到下面食堂吃饭去？”
　　“也好。”我说。
　　不过说实在话，我没什么心思吃东西。食堂里，又是医生又是护士又是来探病的客人，搅得天翻地覆。这本是地下一间空荡荡的大厅，一个窗口也没有，摆着一排排餐桌餐椅。人们一边吃饭，一边七嘴八舌地议论什么——大概是有关病情方面的。那声音听起来就像在地道中说话似的，发出“嗡嗡”的回声。还不时地响起比这回声还大的广播，呼叫医生护士。在我占据餐桌的时间里，绿子用铝盘端来两人的套餐。有奶油炸肉饼、土豆色拉、生甘蓝丝、炖菜、米饭和酱汤，装在患者用的那种白塑料碗碟里。我吃一半剩了一半。绿子则吃得很香，一扫而光。
　　“渡边君，你肚子不怎么饿？”绿子边呷绿茶边问。
　　“呃，不怎么。”我说。
　　“医院的关系。”绿子环顾四周说，“不习惯的人都这样。味道、噪音、沉闷的空气、病人的面孔、紧张、焦躁、失望、痛苦、疲劳——就是这些造成的。是这些东西勒紧人的胃袋，把食欲搞没了。不过一旦习惯也就不在话下了。再说不好好填饱肚皮，照看病人也无从谈起，真的。爷爷、奶奶、妈妈、爸爸，四个人的病是我一直照看下来的，经验丰富着哩。要是遇到意外，下顿饭吃不上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能吃的时候务必吃饱喝足才行。”
　　“有道理。”我说。
　　“亲戚来探望的时候，不也一起在这里吃饭嘛，结果他们也都吃一半就放下筷子，和你同样。见我吃得干干净净，就说‘绿子这么有胃口，我可难受得根本吃不下东西’。问题是，看护的是我呀，这可不是闹着玩。别人偶尔来一趟，充其量不过是同情！接屎接尿接痰擦身子都是我一个人干。要是光同情就能解决屎尿，我可以比他们多同情五十倍。尽管这样，他们见我吃饭吃得一点不剩，都拿斜眼珠看我，说什么‘绿子这么好胃口’。在他们心目中，大概我是头拉车的傻驴。一个个老大不小的，干嘛那么不通情达理，那些人？嘴皮子上说什么都轻巧得很，关键是能不能给端屎端尿。我有时也伤心，我有时也筋疲力尽，我有时也恨不得大哭一场。本来已无可救药，医生们却聚在一起把脑袋掀开搅来拌去，而且不知要重复多少次，越是重复就越恶化，神经也给弄得莫名其妙——这种情况你一直守在眼前看着试试，根本吃不消，吃不消的。还有，存款也一天比一天少了，往后这三年半大学我能不能读完都在两可之间，姐姐在这种状况下婚礼都办不成。”
　　“你一周来这儿几天？”我问。
　　“四天。”绿子说，“这里原则上是特级护理。但实际上光靠护士也干不过来。那些人的确尽心尽力，但人手不够，而要做的事又堆成山。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无论如何都得有家人来陪。姐姐要管店里的事，就只好由我找课余时间来。就算这样姐姐每星期也还是得来三天，我四天。又要见缝插针地去幽会，我们超负荷运转啊！”
　　“既然忙成这样，为什么还时常找我？”
　　“喜欢和你在一起呀。”绿子摆弄着空塑料茶杯说。
　　“你一个人去附近散散步吧，两个小时。”我说，“你父亲我来照看一会。”
　　“为什么？”
　　“最好离开一会医院，一个人轻松轻松。别和任何人说话，脑袋里什么都不要想。”
　　绿子略一沉吟，点头说：“倒也是，或许这样好些。不过你懂得做法吗？就是护理方法。”
　　“看了，大致差不多少：确认点滴、给水喝、擦汗、取痰、尿壶在床下、肚子饿了给吃午间剩的东西。其他不明白的问护士。”
　　“知道这些差不多也就可以了。”绿子微笑着说，“只是，他脑袋已开始不大正常，常说怪话，叫你摸不着头脑。要是说了，可别太往心里去。”
　　“没问题。”我说。
　　返回病房，绿子对父亲说自己有点事稍出去一下，这时间里由我照料。她父亲对此似乎没什么想法，或者根本没理解绿子说的也有可能。他仰面躺着，目不转睛地看着天花板。若非不时眨巴一下，说已死都有人信。眼睛如同喝得烂醉一般充满血丝，深呼吸的时候，鼻翼微微鼓胀。他已经全然动弹不得，无论绿子说什么都无意回答。他那混沌的意识底下所思所想的是什么呢？我无法推测。
　　绿子走后，我也想对他讲点什么，但不知说什么、怎么说好，终归未能开口。不大工夫，他闭目合眼睡了过去。我坐在他枕旁椅子上，一边祈祷他千万别就这样死去，一边观察他不时一鼓一鼓的鼻翼，并且思忖，要是这人在我陪伴的时间里溘然长逝，那可真富有戏剧性了——我同他刚刚初次见面，把我和他联结起来的是绿子，而绿子同我的关系不过同在一班学“戏剧史II”罢了。
　　好在他还算不得临终，只是昏昏沉睡。我把耳朵凑近他的脸，尚可听见微弱的喘息声。于是我放下心来，同旁边那位太太搭话。她似乎以为我是绿子的恋人，对我说的尽是绿子。
　　“那孩子，真是好样的。”她说，“照顾父亲照顾得可周到了，对人热情，脾气又好，心眼转得快，又有主意，还一副俏模样。你呀，可得好好待她，千万撒手不得，上哪儿找那么好的女孩子家。”
　　“好好待她。”我适当地应了一句。
　　“我家也有个２１岁的女儿，还有个１７岁的儿子，可医院里压根儿见不到两人的影儿。一有时间就去冲浪呀幽会呀，反正不知跑到哪里厮混去了。简直不成样子。要钱花么，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然后就一溜烟不见人了。”
　　ｌ点半时，那太太说去买点东西，离开了病房。两个病人都睡得很实。午后柔和的阳光泻满房间，我也不由得在椅子上昏昏欲睡。窗边桌面的花瓶里插着黄白两色菊花，告诉人们已是秋天时节。病房里荡漾着午间原封不动剩下来的炖鱼的腥味儿。护士们依然“咯噔咯噔”地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交谈声听起来分外清脆悦耳。有时她们也进病房看看，见两名患者都在沉睡，便向我可爱地微微一笑，转身消失了。我想读点什么，但病房里一没书刊二无报纸，唯有日历挂在墙上。
　　我想起直子。想她那全身只剩一个发卡的裸体，想她那腰间的曲线和毛丛的暗影。为什么她在我面前脱光身子呢？莫非直子那时处于梦游状态不成？抑或仅仅是我的幻觉呢？时间越是流逝，那狭小的天地越是远离开去，我便越是怀疑那天夜里发生的是否真有其事。若以为是幻觉便似乎是幻觉，但就幻觉而论，细节又过于宛然在目，而如果确有其事，又过于完美无缺——无论直子的形体还是明月的银辉。
　　绿子父亲突然睁开眼睛，开始咳嗽，我的思路便就此中断了。我用纸巾接下痰，拿毛巾擦他额头的汗。
　　“喝水吗？”我问道。
　　他点了一下大约４毫米幅度的下颏。我拿起小小的玻璃壶，慢慢往他嘴里倒一点点。那干巴巴的嘴唇颤抖一下，喉咙上下动了动，终于把壶里的温水全部喝了。
　　“还喝吗？”我问。
　　我见他似乎想说什么，便把耳朵凑过去，只听他用干涩而微弱的声音说“可以了”。那声音比刚才还要干涩，还要微乎其微。
　　“不吃点什么？肚子饿了吧？”我又问。
　　绿子父亲再次略略点了下头。我便学绿子的样子，摇动手柄把床头升高，用汤匙交替舀起蔬菜羹和炖鱼肉，一口口地喂他，花了好长时间才吃去一半。他微微摆下头，仿佛说可以了。他的头摆得的确十分十分轻微，可能摆动得大会引起头痛。我问水果如何，他说不要。我拿毛巾给他擦擦嘴，重新把床放平，把碟碗放到走廊里。
　　“好吃么？”我试着问。
　　“不好。”他说。
　　“嗯，的确不像是什么好吃的东西。”我笑道。
　　这位父亲一言未发，盯着我看，眼神有些迷惘，似乎不知是睁开还是闭上好。我陡然想起，他可能不晓得我是谁。但同绿子在时相比，他倒像是和我单独在一起更轻松一些。或许把我错看成另外某个人了，果真如此，对我可谓求之不得。
　　“外头好天气，好得很。”我坐在圆椅上，架起腿说，“秋天，星期日，天气又好，去哪里都人山人海。这种日子还是这样在房间里闲聊再好不过，免得辛苦。到人堆里挤来挤去，只落得浑身疲劳，空气又糟糕。星期天我差不多总是洗东西，早上洗，晾去楼顶天台，傍晚收回，一件一件熨好。我不讨厌熨衣服。眼看着皱皱巴巴的东西变得平平展展，心里那个舒坦劲儿就别提了，真的。说起熨东西，我还真有两手咧。当然喽，刚开始那阵子不行，简直不像话，咳，反倒弄得除了皱纹没别的。可过了一个月后，就上手了。这么着，对我来说，星期天就成了洗东西熨东西的日子。今天是不成了，遗憾呐，这么大好的洗衣服天气。”
　　“不过也不要紧，明天早点起来再干就是，用不着介意。反正星期天也没其他要干的事。”
　　“明天一早洗完衣服晾好，１０点钟去上课。这门课同绿子一起上，是‘戏剧史II’，眼下正讲欧里庇得斯。欧里庇得斯您知道吗？是古希腊人，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并称希腊三大悲剧作家。据说最后在马其顿被狗吃了，但也有不同观点。这里指欧里庇得斯，我倒更喜欢索福克勒斯。这恐怕是各有所好的问题，很难说是因为什么。”
　　“他戏剧的特征是各种各样的事物一古脑儿搅在一起，人在里边根本施展不开身手。明白么？就是很多人一齐出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情况、缘由和道理，每个人都在追求自以为是的正义与幸福。由此，大家都进退维谷这倒可以理解。但所有人的正义都大行其道、所有人的幸福都圆满获得，客观上是不可能的，而必然导致混乱状态的出现。后来你猜怎么样，解决起来倒也非常简单：最后神仙粉墨登场，整顿交通秩序，发号施令：你去那边，你来这里，你和他一起，你先在那里老实呆着别动！就像中间调解人一样。结果三下五除二就处理完毕。那神仙的名字叫忒修斯、埃勾斯、美狄亚。欧里庇得斯戏剧里经常出现忒修斯、埃勾斯、美狄亚。也就在这点上对欧里庇得斯的评价存在分歧。”
　　“要是现实世界中也有忒修斯、埃勾斯、美狄亚出现，那该有多妙啊！每当遇到难处进退不得的时候，神仙就从天上飘然降下，一一给排忧解难——再没比这更开心的事了。总而言之这就是所谓‘戏剧史II’，我们在大学里学的大致学的就是这种东西。”
　　我说话的时间里，绿子的父亲一声未吭，目光迟滞地看着我。至于我说的他是否多少有所理解，从那眼神中是无从判断的。
　　“好了。”我说。
　　说罢这些，肚子一下瘪了下来。早餐几乎颗粒没进，午间那份饭也只吃了一半。我着实后悔午间没好好吃饭，但后悔也无济于事了。我找了放东西的地方，看有什么可吃的没有。里面只有海苔罐、止咳糖浆和酱油。纸袋里有黄瓜和葡萄柚。
　　“肚子饿了，把黄瓜吃掉可以么？”我问。
　　绿子父亲什么也没说。我去洗脸间把三根黄瓜洗了，往碟子里倒了点酱油，用海苔卷起，蘸酱油“咔嚓咔嚓”咬起来。
　　“好吃好吃，”我说，“质朴、新鲜，散发着生命力的清香，好黄瓜,比什么猕猴桃地道得多。”
　　吃罢一根，又抓起第二根。整个病房都响起“咔嚓咔嚓”的令人愉悦的声声脆响，连皮吃完两根黄瓜，我才总算缓过一口气。之后用走廊里的煤气炉烧了点水，沏茶喝起来。
　　“不喝点果汁或水什么的？”我问。
　　“黄瓜。”他说。
　　我由衷地一笑：“好好，卷海苔么？”
　　他略一点头。我又把床头升高，用水果刀把黄瓜切成容易吞食的形状，卷上海苔，蘸点酱油，用牙签扎起，递到他嘴里。他几乎没改变表情地反复咀嚼不止，吞了下去。
　　“怎么样，好吃吧？”我问。
　　“好吃。”他说。
　　“吃东西香是好事，是有生命力的证据。”
　　终于，他吃了一整根黄瓜。吃完后想喝水，我又拿起小水壶让他喝了一点。喝罢水说要小便，我从床下拿出尿壶，把口对准他的阳物。我去厕所倒出小便，把壶用水冲洗干净，然后折回病房喝没喝完的茶。
　　“心里舒服些吧？”我试着问。
　　“稍微。”他说，“头。”
　　“头有点痛？”
　　他露出一丝苦相，似乎说是的。
　　“刚做完手术，不可能不痛。我没做过什么手术，不晓得是什么滋味。”
　　“票。”他开口道。
　　“票？什么票？”
　　“绿子。”他说，“票。”
　　我弄不清是什么意思，无言可对。他沉默片刻，然后又说了句“拜托了”——确实像是“拜托了”。他毅然睁开眼睛，定定地注视我的脸。看样子想对我诉说什么，但内容我无从琢磨。
　　“上野，”他说，“绿子。”
　　“上野车站么？”
　　他微微点头。
　　“票，绿子，拜托了，上野车站。”我试着归纳，但根本不知所云。我猜想他可能神志有些模糊，但其眼神却要比刚才坚毅镇定得多。他抬起没打点滴那只胳膊，朝我伸来。这举动对他显得相当吃力，手在空中哆嗦不止。我于是站起身，握住他那皱皱巴巴的手掌。他有气无力地回握了一下，重复道：“拜托了。”
　　我说票也好绿子也好我都一定尽心尽力，只管放心好了。他这才放下手，如释重负般地合上双眼，发出睡觉的声息。我确认他还活着，便出去烧水，接着啜茶。我发觉自己对这位生命危在旦夕的瘦小男子开始怀有类似好感的感情。
　　此后不大一会，邻床的那位太太回来，问我要不要紧，我答说不要紧的。他丈夫也均匀地喘息着，似乎睡得很香甜。
　　时过３点，绿子返回。
　　“在公园放松了好一大阵子。”她说，“照你说的，独自一人，什么也不说，让脑袋处于真空状态。”
　　“如何？”
　　“谢谢。觉得痛快多了。虽说还有点乏力，但身上比刚才轻松好多。我，好像比我自己想的还要疲劳。”
　　绿子父亲睡得很熟，又没别的事可干，我们便从自动售货机里买来咖啡，拿去电视室喝着。我向绿子一五一十地汇报了她不在时发生的事：睡得很实，欠身吃了一半午间剩的食物，看见我吃黄瓜他也说想吃，就吃了一根，小便，睡了。
　　“渡边君，你这人真有两下子！”绿子感激地说，“为了叫他吃东西，大家费了不知多少劲，你却连黄瓜都让他吃了，真是难以相信，嗬！”
　　“为什么我倒不知道，大概是看我吃黄瓜吃得很香的缘故吧。”
　　“或者你有一种让人心里坦然的能力也未可知。”
　　“不见得。”我笑道，“说反话的人多的是嘛。”
　　“觉得我父亲怎么样？”
　　“喜欢。虽然没怎么交谈，但总觉得他人很不错。”
　　“老实？”
　　“非常。”
　　“一周前可凶着哩。”绿子摇头说，“脑袋有点不正常，大发脾气。往我身上扔茶杯，骂我混账东西，死了算了。这种病往往这样的。也不知是为什么，反正有时候专门跟人过不去，我母亲那时候也这样。你猜母亲对我说什么来着？说我不是她生的，看我最最不顺眼。听得我眼前顿时漆黑一团。这就是这种病的特点。什么东西在压迫大脑的某一部位，让人心烦意乱，有的也说没的也说。这个我也明白的。虽说明白也还是伤感情。人家这么拼死拼活地照料，却还要听这些话，心里憋屈透了。”
　　“能理解。”我说。随即我想起绿子父亲说的叫我摸不着头脑的话来。
　　“票？上野车站？”绿子说，“怎么回事呢？不好明白。”
　　“还说‘拜托了’‘绿子’。”
　　“那怕是拜托我的事吧？”
　　“也许要我去上野车站为你买票。”我说，“总之这四个词的顺序挺不好安排，弄不清含义。上野车站方面可有什么想得起来的事？”
　　“上野车站……”绿子沉思着。“上野车站能想得起来的，不外乎两次离家出走的事。那还是小学三年级和五年级的时候，两次都是从上野乘电车到福岛去，从自动取款机里取的钱。是一件什么事把我惹火了，赌气去的。福岛有我伯母，我挺喜欢那位伯母，就跑了去。这一来，父亲就赶去福岛把我领回。两人乘上电车，吃着盒饭返回上野。那时候，父亲向我说了很多话，尽管十分不连贯。他讲了关东大地震，讲了战争，讲了我出生前后，都是平时没怎么提起过的事情。想来，我和父亲两人单独那么心平气和地交谈，恐怕只那一次。嗯，你能相信？我那位父亲，关东大地震的时候，在东京市中心居然连发生地震都没察觉到。”
　　“不至于吧。”我不禁讶然。
　　“这还能假，真的。父亲说，当时他正蹬自行车，后面挂个小拖车在小石川一带赶路，却一点感觉都没有。回家一看，见周围房上的瓦都掉了下来，家人正抱着柱子浑身籁籁发抖。父亲居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问‘你们干什么呢，到底？’这就是父亲对关东大地震的回忆。”说到这里，绿子笑了，“父亲对往事的回忆都是这个样子，一点都不波澜起伏，都好像缺东少西，平淡得很。听他那么一说，觉得这五六十年来日本似乎没发生任何重大事件。无论二·二六事件还是太平洋战争，你若提起来，他便说那大概是有过的。好笑不？”
　　“从福岛回上野的时间里，他断断续续地讲的就是这些。而且最后总忘不了补上这么一句：去哪里都一样，绿子。给他那么一说，也就以为可能真是那样，小孩子嘛。”
　　“这就是上野车站的回忆？”
　　“是啊。”绿子说，“你也离家出走过？”
　　“没有。”
　　“为什么？”
　　“没想到离什么家。”
　　“你这人真够特殊。”绿子歪着头，不无钦佩地说。
　　“或许。”
　　“不过，反正我想父亲是想说把我拜托给你。”
　　“真的？”
　　“不错。这事我十分清楚，凭直感。那，你怎么回答的？”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就说放心好了，没关系，绿子也好票也好我尽心尽力就是，没关系的……”
　　“那么你是向父亲说定了？说定关照我？”绿子说着，神情认真地凝视我的眼睛。
　　“不是那么回事。”我慌忙分辩，“那时分析不出是什么意思……”
　　“别害怕，开玩笑，只是逗逗你。＂绿子笑道，“你这种地方实在可爱得很。”
　　喝完咖啡，我和绿子折回病房。她父亲还在酣睡。凑上耳朵听听，尚在微微喘息。随着午后时间的推移，窗外的阳光的色调变得柔和而沉静，一派秋日气息。小鸟成群结伙地飞来，落在电线上，又一忽儿飞去。我和绿子两人并坐在屋角处，压低声音说个不止。她看了我的手相，预言我能活到105岁，结婚三次，最后死于交通事故。我说这一生还算不赖。
　　时过４点，她父亲醒来。绿子坐在枕旁，擦汗、喂水，问头痛好些没有。护士进来量体温，询问小便次数，确认点滴情况。我到电视室，坐在沙发上稍微看了一会足球比赛的转播。
　　“我得走了。”５点时我说。转而对她父亲解释，“现在得赶去打工，６点到１０点半在新宿卖唱片。”
　　他朝我转过眼睛，略略点下头。
　　绿子把我送到大厅，说：“渡边君，现在我也表达不好，反正今天太感激你了，谢谢。”
　　“我也没做什么呀。”我说，“要是我来有用，下周再来就是。也想再见见你父亲。”
　　“当真？”
　　“反正呆在宿舍里也没什么事，来这里还有黄瓜吃。”
　　绿子抱着双臂，脚跟用力地磕着漆布地板。
　　“下次真想两人再喝酒去。”她稍稍歪起脖子说。
　　“色情电影呢？”
　　“看完色情电影就去喝。”绿子说，“再像往常那样，两人说上一大堆脏话。”
　　“我可不说，你说好了。”我抗议道。
　　“随你便。反正边说那种话边放开肚皮喝酒，喝它个烂醉如泥，抱在一起睡觉。”
　　“往下就可想而知了。”我叹了口气，“我若是真干，你会拒绝的吧？”
　　“哪里。”她说。
　　“好了，总之你仍像今早那样去接我就是，下个星期。再一块儿来这里。”
　　“裙子穿条长点的？”
　　“嗯。”我应道。
　　但终归，下周日没去成医院，绿子父亲在周五早上就已经去世了。
　　那天早晨６点半，绿子打电话来通知我。告知来电话的蜂鸣器一响，我赶紧在睡衣外面披了羊毛衫跑下门厅，拿起听筒。外面无声无息地下着冷雨。绿子声音低沉地说她父亲刚才死了。我问有什么需我帮忙的没有。
　　“谢谢，没什么。”绿子说，“我们对葬礼早已习以为常，只是想告诉你一声。”
　　她发出一声叹息——应该是叹息。
　　“葬礼你别来。我不喜欢的，不愿意在那样的场合见你。”
　　“明白了。”我说。
　　“真的领我去看色情电影？”
　　“当然。”
　　“可要挑黄得不得了的哟！”
　　“留心找找看，专找那样的。”
　　“嗯，我来跟你联系。”绿子说罢，挂断电话。
　　然而那以后的一周时间里，没得到她任何联系。学校教室里没有见到，也没电话打来。每次回到宿舍，我都注意看有没有自己的留言条，找我的电话却是一次都没有的。一天夜里，为了履行诺言，我开始想着绿子手淫，但总觉得上不来兴致。无奈，便中途换成直子，结果还是没多大效用。于是我感到自己有些傻气，索性作罢。而后喝了口威士忌，刷牙睡觉。
　　※
　　星期天上午，我给直子写信，信中写了绿子的父亲。我写道：自己去探望同班一个女生的父亲，大吃大嚼了那里剩的黄瓜。结果对方也想吃，一点一点地吃了一根。不料五天后的早上他去世了。自己现在还清楚记得他咬黄瓜时发出的“咔嚓咔嚓”的脆弱声响，看来人的死总会给人留下奇妙的回忆。
　　我继续往下写：“早上一睁眼醒来，我就在床上想你、玲子和那鸟舍。想孔雀、鸽子、鹦鹉、火鸡以及小兔。也记得下雨那天早晨你们穿的带头罩的黄色雨衣。在温暖的被窝里想你是十分惬意的事。恍惚觉得你就在我的身边，弓着身子睡得很熟很熟。倘若这是真的，那该多美呀！我想。
　　“尽管我有时寂寞难耐，但基本上还是活得满有兴味的。如同你每天早上侍弄小鸟和在田里做活一样，我每天早晨也都上紧自身的发条。爬起床就刷牙、刮胡子、吃早餐、换衣服、走出宿舍大门。在去学校的路上，我一般要‘咔咔’拧三十六下发条。并且想：好，今天要精神抖擞地开始一天的生活！我本身倒未注意，别人告诉说近来我常常自言自语。或许是一边上发条时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吧。”
　　“见不到你固然是痛苦的，但倘若没有你，我在东京的生活将更不堪忍受。正因为一清早我就在床上想你，我才下决心拧紧发条，自强不息地生活下去。如同你在那边自强不息一样，我在这里也必须自强不息。”
　　“但今天是星期日，不用拧发条。早上洗罢衣服，现在正在房间给你写信。写完这封信，贴上邮票投进邮筒，傍晚之前便没事可做了。星期天我不学习。平时我已利用课余时间，在图书馆扎扎实实地下了不少功夫，因此星期天无事可干。周日的下午是安静而平和的，也是孤独的。我一个人看看书、听听音乐。也有时逐一回忆你在京时星期天咱俩行走的路线。你穿的衣服也清楚得如在眼前。星期天的下午我确实能记起很多东西。”
　　“代向玲子问好。每当夜晚来临，我就不胜怀念她的吉他。”
　　写完信，我把它投进２００米远处的邮筒里。然后在附近一家面包店买来夹鸡蛋的三明治和可口可乐，坐在公园凳子上当午饭吃。公园有少年棒球比赛，我就袖手观战，借以消磨时间。天空随着渐浓的秋意，愈发变得寥廓澄澈、一碧万里。蓦然举头望去，只见两架飞机拖着如同电车钢轨般的气流向西方笔直地平行飞去。我拾起滚到我脚边的界外球扔还过去，孩子们挥帽称谢。像大多数少年棒球队那样，他们玩的也几乎都是四球和盗垒。
　　下午，我便返回房间看书，精神集中不到书上的时候，就望天花板，想绿子，揣度那位父亲是否真的想说把绿子拜托给我。当然，已经无法晓得他话里的真正含义了。恐怕他把我错看成另外某个人。不管怎样，他已经在那个冷雨飘零的周五早晨魂归泉路，其心曲已无从确认了。在我的想象里，死时的他可能蜷缩得愈发瘦小，而后在高温炉里化为灰烬。他身后留下来的，只有那间位于商店街中间的不甚起眼的书店和两个女儿——至少其中一个还有些神神经经的味道。我想，他的一生到底是怎样的呢？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在那颗被切开的混沌脑袋的折磨下，是以怎样的心情看待我的呢？
　　如此围绕绿子父亲思来想去的时间里，胸口渐渐产生一种堵塞沉闷之感，便提早把天台上晾的衣服收回，跑去新宿逛街来打发时间。嘈杂的周日街头使我的心头舒展开来。我在通勤电车一样拥挤不堪的纪伊国屋书店买了一本福克纳的《八月之光》。然后挑一家声音听起来尽可能大的爵士酒吧走进去，一边听奥尔德·科尔曼和巴顿·帕维尔洛的唱片，一边喝又热又不好喝的咖啡，随即翻看刚买的书。５点半时，合上书，出门吃了简单的晚饭。我不由心想：这样的星期日以后将重复几十次、几百次吧？“安静的、平和的、孤独的星期日”——我出声说道。星期天我是不上发条的。